今天是2026年5月3日，距离1937年那个南京城沦为人间炼狱的冬天，已过去88余年。
88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耄耋老人。但有些事，时间冲不淡。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等人的指挥下，日军在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对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集体和分散屠杀，遇难者总数达30万人以上。无数妇女遭到凌辱，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焚烧和破坏——南京约三分之一的建筑和财产化为灰烬。
今天，作为历史记忆的传承者，我们仍要讲述这段历史。原因不仅在于施害方至今缺乏足够的正式反省，更在于：逾88年过去了，能否正视这段历史，仍然在现实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历史需要精确，更需要直面。核心事实，不容篡改。
一、杀人比赛：两个日本少尉的暴行，被自己的报纸记录下来
南京大屠杀中最令人发指的暴行之一，是日军军官之间的“百人斩杀人比赛”。
1937年底，侵华日军第16师团的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从上海向南京进攻的途中，约定进行一场“比赛”——看谁先砍杀100名中国人，奖品仅仅是一瓶葡萄酒。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从1937年11月29日到12月12日，随军记者追踪两人的所谓“战绩”，先后刊登多篇报道：在句容城外，向井敏明已杀死89人，野田毅杀死78人；至12月10日攻至南京紫金山麓时，向井的杀人记录达106人，野田达105人。由于分不清谁先达到100人的纪录，两人竟约定——把目标提高到150人，继续比下去。
该报不仅未加谴责，还配发两人拄刀而立的合影，称赞其为“勇武”。
有必要说明：学界对报纸报道中的“百人”精确数字是否存在战时宣传性质的夸大，有过讨论。右翼势力也借此质疑“百人斩”的真实性。但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数字是否恰好满百——战后引渡审判期间，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对自己“以比赛方式大量杀害俘虏和平民”供认不讳，外籍目击者的日记中也记录了类似比赛杀人行为。暴行存在的核心事实，确凿无疑。
二战后，这两名战犯隐姓埋名逃回日本。1947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在整理档案时，偶然发现了这份旧报纸，随即复印传回国内。两人最终被引渡回中国。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正义从未缺席。但右翼势力至今仍在为这种暴行翻案。报纸原件尚存，刽子手供述白纸黑字——这岂是“虚构”二字能抹去的？
二、30万不是一个抽象数字，是一条条被记录下来的生命
很多人问：30万这个数字可靠吗？
答案明确：这个数字有据可查——依据慈善团体逐具收尸的记录、日军内部信件的自供、外籍目击者的证词，以及多方数据的交叉比对。
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日本侵华档案中，有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邮政检阅周报》多份文件，摘录了日军士兵在家书中的描述。其中一封提及下关一带江岸“尸体绵延二三里”。这类内部信件虽非军方正式统计报告，却属日军系统内部记录，具有重要的佐证价值。
关于遇难人数的统计，收尸记录是最可靠的依据之一。战后统计显示，仅五个慈善团体收埋的尸体就达18.5万余具：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收埋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崇善堂收埋112267具，同善堂收埋7000余具，回民掩埋队收埋400余具。此外，市民自发掩埋、伪政权收埋等渠道也留下大量记录。综合各方收尸数据，并参考贝茨、费吴生等外籍目击者对日军动用部队毁尸灭迹的现场记录，学界认定遇难者总数达30万人以上，有充分史料支撑。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这是30万条鲜活的生命。
他们可能是秦淮河畔摆摊的小贩，可能是学堂里读书的学生，可能是抱着婴儿的母亲，可能是拄着拐杖的老人。每一条生命背后，都是一个曾经完整的家庭。
三、黑暗中的光：那些以命相护的外国人
有最黑暗的暴行，也有最耀眼的人性。
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时任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处负责人。1937年11月，他与十几位外籍人士共同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仅3.86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建立25个难民收容所，为约25万中国人提供了庇护。
他写下2000多页的《拉贝日记》，详细记录了500多起日军暴行。他在日记中立誓：“我要亲眼看看这些残暴行径，以便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凭借德国侨民身份，拉贝与日军反复交涉，一次次从屠刀下夺回生命。他甚至在自己住所收留了600多名中国人。有一次，日军即将对一批难民开枪，人们跑去喊来拉贝，他冲过去挡在日军面前交涉，终于让对方放下了枪。
《拉贝日记》在战后消失了60多年。1996年，这份日记由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夫人公之于世，震动全球。
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在日军攻陷南京时，美国大使馆多次力劝她撤离，她毅然留下，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变成妇女儿童的避难所，最多时收容超过1.3万名难民。
日军一次次闯入校园搜捕妇女，魏特琳挺身挡在门前，用身体护住身后的中国女性。拉贝赞扬她：“她就像抱窝的老母鸡带着小鸡，保护着身后惊恐万状的中国妇女和儿童。”难民们称她为“活菩萨”。但长期直面暴行带来的精神创伤，最终压垮了她。1941年，魏特琳在美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她的墓碑上，用中文刻着——“金陵永生”。
拉贝和魏特琳不是中国人。但在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刻，他们用良知和勇气守护了成千上万条生命。这道人道主义的光芒，我们世世代代都应铭记。
四、他们活下来，用余生证明历史
历史不止靠文字和照片，更要靠亲历者的证言。
1937年12月，日军在汉中门外集体屠杀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青壮年平民2000余人。士兵伍长德在机枪扫射中倒地，被尸体压在下面，侥幸未被刺刀补杀。深夜，他从死人堆里爬出，逃入难民区。战后，他作为证人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亲身经历指证那场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9日，怀孕7个月的李秀英被6名日本兵拖出地下室。她拼死反抗，死死握住日军的刺刀不放，用牙咬住对方。另外两名日军赶来帮忙，用刺刀在她身上乱戳——脸上、腿上被刺了37刀，她当即昏死过去。奇迹般地，她活了下来。
62年后，1999年，李秀英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作者松村俊夫侵害其名誉权。此案历经波折：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请求；2003年东京高等法院二审改判胜诉；2005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对方上诉，李秀英终审胜诉。然而就在诉讼期间的2004年底，老人不幸离世，未能亲眼看到最终的正义。
夏淑琴，一家9口人，在极短时间内被日军杀害了7口。年仅8岁的夏淑琴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活到暮年的她，多次赴日诉讼、作证。她说：她活着的每一天，都在证明那段历史真实存在。
幸存者正在一个接一个凋零。但他们的证言不会消失——它已刻进民族的记忆深处。
五、正视历史：比“道歉”更重要的四个问题
2014年，中国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这一天，南京全城拉响防空警报，轮船鸣笛，汽车停驶，行人驻足默哀。在2025年的公祭仪式上，凄风细雨之中，约8000名各界代表胸佩白花，神情肃穆。
这一分钟的静默，承载着一个民族对苦难历史的集体追忆。
但铭记历史，为的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警醒未来。
关于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罪态度，很多人问：这么多年了，到底道歉了没有？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发表谈话，经内阁会议通过，首次以政府首脑身份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表达“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此后小泉纯一郎、菅直人等首相也有过反省表态，安倍晋三在2015年谈话中提及“继承历代内阁立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官方表述。
但同样客观存在的是：此后多位政要仍在参拜靖国神社——该神社因合祀包括松井石根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早已成为历史问题的敏感象征（1978年甲级战犯合祀后，裕仁天皇便停止了参拜；明仁天皇自1989年即位以来也一贯拒绝参拜，延续了其父的立场）；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罪行；右翼政客仍在公开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更关键的是，日本政府从未以国会决议的形式，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国家道歉。首相的个人表态与国家的正式道歉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政治鸿沟。
然而，将近89年后的今天，真正重要的或许已不只是一句道歉。比“是否道歉”更值得关注的是以下四个可验证的问题：
第一，教科书是否完整记载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 日本现行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差异巨大——有的详述“30万人”，有的仅称“多数死伤者”，有的将“屠杀”加引号处理。历史教育决定下一代能否知晓真相。
第二，政要是否停止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每一次参拜，都是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的公然挑战。这个问题没有模糊地带——要么参拜，要么不参拜。
第三，是否对强征劳工、慰安妇等战争遗留问题提供国家层面的赔偿？ 多起民间诉讼在日本法院被驳回，实质性的国家赔偿至今缺失。
第四，政府是否公开反对右翼势力否定侵略的言论？ 当国会议员公开宣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时，日本政府是选择沉默，还是选择明确驳斥？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国内并非没有正视历史的力量。不少进步学者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的实证研究，律师团体无偿帮助中国幸存者提起诉讼，市民团体“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等组织持续推动历史教育与赔偿运动。东京、京都等地民众多次集会，要求政客撤回否认侵略的言论，部分教师在教学一线主动补充教科书缺失的史实。这些勇敢的声音，同样需要被世界听见。
将近89年了。对历史的真正负责，不在于一纸迟到的声明，而在于将反省转化为切实的行动。 这四个问题，就是可以逐一检验的标尺。
写在最后
有人问：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反复提及？
答案很明确：因为30万亡灵的尊严需要守护，因为幸存者的证言需要被铭记，因为历史的教训对今天的和平秩序仍然至关重要。
我们坚决反对的是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修正主义势力。无论这种势力来自何处。
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把仇恨一代代传递下去，而是为了告诉后人：和平来之不易，尊严需要力量来守护。 我们铭记，是为了让同样的悲剧永不重演。
将近89年了。南京城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秦淮河的水流了又流。
但有些事，不能翻篇。
如果你有机会去南京，请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去看一看。看一看那面刻着遇难者名字的墙，看一看江东门遗址的累累白骨，看一看幸存者留下的血泪证言。
对逝者，铭记是最后的告慰。对历史，精确而诚实地铭记，是对未来最大的负责。
本文参考来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张宪文主编）；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邮政检阅周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1—12月报道影印件；约翰·拉贝《拉贝日记》中译本；明妮·魏特琳日记及书信；南京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藏档案。
讨论话题：将近89年过去了，你认为衡量日本是否正视历史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是一句正式的道歉，还是教科书、参拜、赔偿这些可验证的具体行动？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