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是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后,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进行的最后决战,也是抗日战争初期正面战场最惨烈的城市防御战之一。
作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直接掌控的“战略总预备队+江防督战队”,第78军(36师)在战役中的角色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一是以相对完整的建制,在麒麟门—复兴桥一线迟滞日军第16师团的东线攻势,为城垣防御工事的最后构筑争取了48小时的关键时间;
其二是严格执行渡江管控命令,在混乱中维持了下关码头的短暂秩序,掩护司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撤离;
其三是在友邻防线全面崩溃时,成为唯一能组织有效撤退的中央军部队,最终约3000人成功渡江,是中央军嫡系中撤退成功率最高的单位之一。
然而,该部在撤退阶段执行“武力制止私自渡江”命令引发的友军冲突,使其在战后成为南京保卫战指挥混乱的“替罪羊”——友邻部队的指控、媒体的片面报道,叠加军事法庭的草率追责,导致其历史作用长期被误解。

第78军(36师)的战前状态与作战任务
作战番号
南京保卫战的作战序列,是国民政府为应对淞沪会战后的危局,于1937年11月紧急调整的结果——此前在上海战场苦战三个月的中央军残部、从全国抽调的地方精锐,被仓促整合为南京卫戍军,总兵力约15万人。
长期以来,非权威史料中“第36军”的说法,实则是对第78军的番号误记:1937年9月,为强化淞沪战场的反击力量,军事委员会将第36师扩编为第78军,这是国民革命军军史上第一个以“78军”为番号的作战单位,下辖部队仅第36师,军长宋希濂同时兼任师长,直接隶属于第三战区序列。
淞沪会战结束后,第78军番号被临时撤销,第36师划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但在11月22日部队开抵南京时,出于对外威慑日军的战略需要,仍沿用“第78军”的名义发布作战命令,这一临时番号的混用,正是后世“36军”误解的源头。
从指挥体系看,第78军(36师)属于中央军嫡系中的“德械调整师”序列——这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在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按“步炮协同、工事防御”理念打造的精锐部队,核心战力仅次于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兵员补充与装备缺口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第36师随大部队沿京沪铁路向西撤退,于11月19日正午抵达无锡,随即接到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军委会令第36师立即开赴南京,运输车辆已通知铁路局准备,速往接洽。”
此时该师经淞沪会战的三个月苦战,已伤亡过半,仅余3000余名参战老兵——这些老兵多为1936年之前入伍的正规军,经历过“一•二八”淞沪抗战、豫鄂皖“围剿”等多次实战,是部队的核心战力,也是后续整补的骨干基础。
抵达南京后,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下令,将驻芜湖的两个整训团共4000余名新兵拨给第36师补充——这两个团的新兵均为1937年秋征召的苏皖籍青年,仅接受过3个月的基础队列训练,多数人从未摸过枪械,甚至部分士兵在领到步枪后,需要老兵手把手教他们如何装填子弹、瞄准击发。
宋希濂将军回忆:“1937年11月22日我率淞沪会战残部3000余人退至南京时,部队基层军官损失超过40%,重武器损耗达三分之二,战斗力已近枯竭。为快速恢复战力,军委会紧急从驻芜湖的两个补充团调拨4000余名新兵——其中近六成是刚入伍不足一个月的农民,部分人甚至尚未完成基础的射击训练——全师兵力虽恢复至7000余人,但实际可投入高强度作战的老兵仅约1100人,占总兵力的15%左右。”
“新兵缺乏训练,射击要领都不懂,我只能让老兵带着他们,用石灰堆成的简易靶标练习,能击中产生白烟就算合格。”
补充后总兵力达到7000余人,但也仅为满编状态的60%左右。从淞沪战场撤退至南京后,36师并未获得整训时间,就于11月25日开赴城北幕府山、红山一线构筑防御工事。
此时全师官兵平均每人仅携带一件薄棉衣与三天口粮,部分新兵的步枪甚至没有完成校枪,只能在构筑工事的间隙由老兵指导基础射击动作。

淞沪会战的惨重损失,是第36师装备缺口的核心原因:全师原有轻机枪351挺,损失177挺;重机枪76挺,损失51挺;迫击炮24门,损失20门;18门山野炮更是损失了16门,仅余2门可用——重武器损失率高达80%,其中山野炮的损失率更是超过90%。南京整补阶段,军政部仅补充了少量轻重机枪、步枪及通讯器材,并未补充重型火炮,火力配置仅为满编状态的30%左右。
更关键的是,该师的骡马运输队在淞沪撤退中损失殆尽,重装备的机动完全依赖人力,极大地限制了战术灵活性——即使有少量剩余的山野炮,也因缺乏牵引力量,无法及时转移到日军进攻的重点方向,只能固定在城北的永久工事里作为固定火力点。
再者是弹药储备的极度匮乏:据该师后勤部门战前统计,每支步枪仅配弹75发(仅为调整师编制标准的三分之一)、每挺轻机枪配弹1380发、每门迫击炮仅配弹39发,全师战斗兵人均仅分得1枚手榴弹——这一数字甚至低于同期地方杂牌军的平均水平。尽管接收了少量汉阳造步枪与捷克式轻机枪补充,但重武器与核心弹药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战力仅为淞沪战前的30%左右。(此处内容存在缺陷,欢迎留言指导)
日军战史资料《大陆战史》对该师的评价颇具参考性:其认为36师的轻武器火力密度接近日军甲种师团,但重火力(山野炮、迫击炮)仅为日军联队级单位的六分之一,且缺乏协同作战经验——尤其是新兵对步炮协同、工事构筑等战术动作的掌握程度极低,这一弱点在后续的防御战中被日军充分利用,从而造成了36师更多的伤亡。

驻防任务与战略定位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对第78军(36师)的使用,自始至终带有明确的“双重属性”:它既是城北防御的“最后盾牌”,也是维持城防秩序的“宪兵队”。
36师的核心驻防任务,是防守城北红山、幕府山、下关、挹江门一线,依托狮子山要塞的炮火支援,构建南京城北的最后防线——这一防区西起长江边的狮子山,东至紫金山北麓的红山,全长约8公里,直接面对日军第13师团可能的长江登陆攻势,以及日军第16师团的东线迂回攻势,是南京城防体系中唯一直接连接长江的防线。
但唐生智赋予该部的另一项核心任务,才是其在战役中的真正特殊定位:管控长江沿岸所有渡口与船只,严禁任何部队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私自渡江撤退;若遇违抗命令者,可“武力制止”。
这一任务的本质,是将第78军(36师)打造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战略总预备队”——既可以在城北防线告急时投入防御,更可以在城防崩溃时,通过管控渡江通道,防止部队提前溃散,为“坚守两周以待国际调停”的战略目标争取时间。抗日战争:南京保卫战(一)陶德曼调停( 上)抗日战争:南京保卫战(一)陶德曼调停( 中)抗日战争:南京保卫战(一)陶德曼调停( 下)
正因如此,该部成为南京保卫战中唯一掌握渡江通道控制权的作战单位,其防区不仅是军事防线,更是维持城防纪律的“生命线”。
唐生智对36师的使用,体现了南京卫戍战的核心顾虑:既需要该师以残存战力支撑城北江防,又必须依赖其执行力管控唯一的渡江通道——这是确保卫戍司令部最后安全撤退的底线。
宋希濂在回忆中明确记载了36师的核心任务:“我依据长官部颁发的守备计划,于二十五日率部到达指定地区,给予各部队的命令要旨如下:师以协同友军固守南京之目的,决心于红山、猪头山、幕府山、下关、和平门、挹江门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利用工事,联系要塞,主要以火力歼灭来犯之敌。重点:东正面指向红山,西正面指向下关附近。左右依托玄武湖与幕府山要塞。”
谭道平在《南京卫戍战》中也记载了36师的防御部署:“卫戍长官部策定的守备计划,概要如下:(二)以第三十六师在红山(大红山)、幕府山、下关、挹江门附近占领阵地,联系狮子山要塞,阻击来攻之敌。”
因此,36师被赋予双重核心任务:
一是主力在红山、幕府山、下关、挹江门一线占领阵地,沿长江南岸构建半弧形防御带,联系狮子山要塞火力,阻击日军从东北方向的进攻;
二是管控下关至浦口的所有渡江船只与通道,严禁非直属部队私自渡江,同时担任卫戍长官部的后卫掩护队。这一特殊定位,使该师在战役后期陷入“阻击溃兵”与“执行命令”的伦理困境,也成为战后争议的核心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