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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南京大学华英文教基金大师系列讲座(之五、之六)

2026-06-06 08:03:32

讲座回顾：Inequality

时间：2026年5月7日上午

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仙1-215

主讲人：马丁·奇克（Martin Chick）教授

主持人：刘成教授

2026年5月7日上午，马丁·奇克教授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为博士生带来题为“Inequality”的学术讲座。讲座以二战后英国社会经济变迁为主线，系统梳理了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历史演变，并围绕去工业化、工会衰落、税制改革与福利制度等问题，分析了当代英国社会分化与政治极化的深层根源。

讲座首先指出，英国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看似出现了“不平等缓和”，但这种改善主要发生在社会顶层内部，并未真正惠及广大底层群体。奇克教授强调，相比收入差距，财富不平等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财富不仅意味着消费能力，更意味着“购买时间”和“获得选择权”的能力——它关系到一个人是否能够接受教育、积累资产以及进入更高层次的社会网络。根据2016年的数据，英国最富有的1%家庭掌握了全国约20%的财富，而前20%的人群控制了80%的财富，底层80%仅拥有剩余的20%。更重要的是，这种财富差距会通过继承不断代际延续，从而形成长期固化的社会结构。

奇克教授随后将1970年代中期视为英国不平等重新扩大的关键转折点，并从多个角度解释这一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去工业化带来的长期结构性失业。随着制造业衰落，传统工业地区大量工人失去稳定工作，而长期失业又会造成技能退化与就业歧视，形成难以逆转的“疤痕效应”。其次是工会力量的衰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劳动立法削弱了工会组织能力与集体谈判机制，使工会会员率大幅下降，劳动者在工资分配中的议价能力明显减弱。

与此同时，撒切尔时期的税制改革进一步推动了财富向顶层集中。政府大幅降低所得税最高税率，同时提高增值税等间接税，虽然政策目标被表述为激励投资与劳动，但实际效果却是高收入群体获益最为明显。到1990年代后期，英国顶层极少数人群的收入份额已经恢复到二战前水平。教授还特别分析了税收与福利制度中的“贫困陷阱”问题：部分低收入者在增加收入后，反而因福利减少与税负增加而实际收入下降，形成“工作却更贫穷”的现象。

在谈到政策改革时，奇克教授重点讨论了财富税与资本征税的现实困难。他指出，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财富主要体现在住房等“非流动性资产”上，虽然账面财富较高，却缺乏足够现金支付持续性的财富税；相比之下，富裕阶层则可以通过离岸资产、信托或艺术品等方式规避征税。因此，财富税虽然在经济危机或国家债务压力上升时期频繁被提出，但真正成功实施的案例并不多。相比之下，对继承环节或资本变现环节征税或许更具现实可行性，但这些方案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遭到保守派政府反对，其理由是资本积累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奇克教授进一步指出，当代英国社会的不平等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更与政治结构变化紧密相关。长期被排除在经济增长之外的传统工人阶层和失业群体，逐渐成为脱欧与右翼民粹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在政治层面，Tony Blair时期“新工党”转向争取中产阶级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传统工人群体。

在问答环节，针对“为何英国工党未能像美国民主党那样重新整合失业与产业衰退地区选民”的提问，奇克教授认为，长期失业群体本就集中于工党传统票仓，因此难以通过进一步动员带来新的政治收益；而“新工党”时期的战略重点则是扩大中间选民支持，这进一步削弱了工人与工党之间的历史联系。最后，教授总结道，不平等问题的核心并不只是收入差距，而是财富、机会与制度资源的长期集中。虽然技术层面存在更加公平的税制设计，但现实中的政治阻力使大规模改革难以推进。然而，随着社会对不平等感知的不断增强，相关问题仍可能在未来成为英国乃至西方社会政治讨论的重要焦点。本次讲座不仅从历史角度解释了英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为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分裂与制度困境提供了重要启发。

讲座回顾：Environmental Policy

时间：2026年5月7日下午

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仙1-216

主讲人：马丁·奇克（Martin Chick）教授

主持人：刘成教授

2026年5月7日下午，马丁·奇克教授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为学生们带来题为“Environmental Policy”的学术讲座。讲座围绕环境问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断扩张展开，从英国本地污染治理延伸至全球气候变化与深海资源争端，系统分析了环境治理背后的经济逻辑、国际政治与制度困境。

讲座首先回到1952年的伦敦大雾（Great Smog of London）。奇克教授详细描述了这场由燃煤烟雾与逆温层共同造成的环境灾难：城市能见度极低，剧院演出被迫中断，短短数日内即造成数千人死亡。然而，当时英国政府最初并未迅速采取行动，而是将污染视为工业化的必要代价。虽然此后英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但教授强调，污染真正下降的重要原因并非法律强制，而是居民生活方式的主动变化。随着电力和燃气取暖普及，中产家庭逐渐放弃煤炭取暖，环境改善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自发转型，而非单纯依赖政府监管。

随后，奇克教授指出，环境治理往往会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制造新问题。英国燃煤电厂通过建设更高烟囱，将污染物排向高空，虽然缓解了本地烟雾，却导致二氧化硫随西风扩散至北欧国家，形成严重酸雨问题。污染由此从“地方问题”转变为“跨国界问题”，也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环境治理的兴起。

在全球环境问题部分，教授重点比较了臭氧层空洞与气候变化两种不同类型的全球危机。他指出，臭氧层问题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治理，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大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形成了一致。美国意识到减少氯氟烃排放不仅有助于全球环境，也能显著降低未来医疗支出，因此积极推动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签署，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技术替代。奇克教授将其概括为：当强国能够从治理中获得明确收益时，全球合作便更容易实现。相比之下，气候变化则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治理困境。二氧化碳能够在大气中长期存留，其影响往往更多集中于低洼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主要排放国受到的直接损失相对有限。教授用“浴缸”比喻说明，气候变化真正取决于长期累积的碳存量，而非单一年度排放量。因此，即便停止新增排放，既有二氧化碳仍会持续影响全球气候数十年。责任与后果之间的错位，使得气候变化成为最难协调的国际问题之一。

在政策工具方面，奇克教授对当前广泛采用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提出批评。他认为，排放配额制度容易受到企业游说与经济波动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配额价格崩溃便是典型例证。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通过碳税提供稳定价格信号，引导企业进行长期低碳投资。同时，教授还讨论了“贴现率”问题：高贴现率会削弱人们对未来环境风险的重视，而较低的社会贴现率则体现了对后代利益的关注。这种公共政策与市场短期回报逻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环境治理中的深层张力。

讲座后半部分聚焦深海采矿问题。随着技术进步，人类发现深海蕴藏大量锰、钴、镍等关键矿产资源，而这些资源对于新能源产业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深海并不属于任何国家，“资源归谁所有”成为国际争议焦点。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提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希望通过国际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与技术转移；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担忧这一原则损害本国企业利益，最终拒绝签署相关条款，并授权本国企业开展单边勘探。

奇克教授进一步指出，深海采矿争端揭示了国际环境治理中的一个根本现实：当“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资源开发，全球治理机制都高度依赖大国是否具有足够强烈的自身利益驱动。

整场讲座以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贯穿始终：从伦敦烟雾等局部污染，到酸雨等跨国问题，再到臭氧层空洞、气候变化与深海采矿等全球性议题，环境问题的规模不断扩大，而治理难度也持续上升。奇克教授最终指出，全球环境治理从来不仅是科学或道德问题，更深刻地嵌入国家利益、经济结构与国际权力关系之中。对于理解当代国际环境政治与全球治理困境，本次讲座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历史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