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里是一群日本军人在围观活埋中国老百姓的照片，透过照片都能感觉到一种无助和绝望。
1937年12月，南京城里有人拍下了影像。拍摄者叫约翰·马吉，美国传教士，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干事。他用一台16毫米摄影机，在这座正在被屠杀的城市里，秘密拍下了四十分钟的画面。马吉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我所拍摄的，远不能反映当时南京的真实情况。"
二十分钟的会议
1937年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在卫戍司令部召开师以上将领会议。
会议只开了二十分钟。
唐生智先宣读了蒋介石"可相机撤退"的来电，然后下达撤退命令。
但这道命令本身就是乱的。没有规定哪支部队走哪条路，没有指定哪支部队负责掩护，没有通知下关的船队准备接应。会议中有人提出向西南方突围，转移皖南；散会后，唐生智又私下授意中央嫡系部队直接由下关渡江。两套方案并行，互相矛盾。
会议结束后，参谋们各自散去。唐生智下达完命令之后，先行离开了司令部，乘车从中山门出城，去了下关。他有一艘预备好的小火轮。
他上船的时候，城里已经开始乱了。
挹江门
挹江门是从城内通往下关江边的必经之路。
第36师原奉命在此维持秩序，阻止无令溃散。但消息传开"中央嫡系可由下关先撤"之后，维持秩序的士兵开始加入溃逃的人流。
有人开始用机枪向人群射击。
第36师团长谢承瑞，是曾在光华门血战过的军官。他在挹江门附近被人群踩踏，倒在地上。卫兵试图将他拉起来，但人太多太乱，他没能站起来。
谢承瑞死在挹江门。
他死在日军入城之前，死在同胞的脚下。
挹江门到江边的路上，挤满了士兵和平民。有人枪还背着，有人的枪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有一名士兵后来回忆，那天夜里他站在挹江门下的城墙根，等了一夜，始终没有等到命令。等到天亮，身边已经没有人了。
下关：第一场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拂晓，日军从各个城门涌入南京。
下关是最先遭到系统性杀害的区域之一。燕子矶江边，聚集了大批无法渡江的士兵和平民。撤退令下达之后，他们在江边等了一夜，没有等到船。
日军追上来了。
日军将他们成批驱赶到江边，用机枪扫射。
一个当时躲在北岸的人后来回忆，他看见南岸江边的火光，"像是在烧什么东西"。他不敢走近，不是不敢看，是不敢让人看见自己在看。
中山码头至燕子矶沿江一线，尸体顺流漂下，江水变了颜色。十二月的江水是冷的，但下游有人在日记里写：那几天江水上浮着一层油。不是油，是别的东西。
据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仅燕子矶一处，被害人数超过五万。
1937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刊登记者斯蒂尔的报道，标题是《南京大屠杀故事——日军杀人数千》。报道里写道：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三百名中国人在江堤前井然有序地跪下，然后被日军枪杀。"尸体堆到了膝盖那么高。"
这是西方媒体最早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发表在南京沦陷后的第三天。
南京的悲鸣
南京大屠杀持续了六周。
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入城，到1938年1月下旬，这座城市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有记录的规模最大的城市屠杀之一。
南京有十七处大屠杀死难同胞丛葬地，每一处对应一个具体地点和一段具体的死亡。
汉中门：日军将数千名中国军民绑缚押至城墙边，分批枪杀后推入城壕。尸体填满了一条长约一华里的沟壑。战后有人去看过，说那条沟被尸体填平了，走在上面一脚高一脚低。
草鞋峡：幕府山北麓脚下。日军将被俘的中国官兵和平民驱赶至此，用机枪射击，再用刺刀补刺，最后泼上煤油焚烧。1947年谷寿夫案审判时在此挖掘出大量遗骸，法庭认定此处有五万七千余人被集体杀害，是规模最大的丛葬地之一。
鱼雷营：1937年12月16日，日军将俘虏的中国官兵约三千人押至此处，机枪扫射后用刺刀逐一补刺。有幸存者后来描述，他趴在死人堆里一动不动，等到天黑才爬出来。他说，身上全是血，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煤炭港：12月18日，日军将周边居民和俘虏约五千余人押至江边，分批枪杀，尸体推入江中。据目击者回忆，江面上漂的东西，两天都散不开。
中山码头：同在12月18日，另一批被俘者被押至此处。有人跳江求生，水冷，大多数人没能游到对岸。日军在岸边等着，凡是试图上岸的人，一一枪毙。
这只是南京城内屠杀的一部分。整个六周里，屠杀还在继续，从城内到近郊，从平民到已解除武装的战俘。
留在城里的外国人，留下了另一种记录。
德国人约翰·拉贝，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之间写了一份2117页的日记。他在日记里写：今天早晨，我看到一个日本兵打一个中国老太太。她跌倒了，他继续打。我上前阻止，他停下来了，没有什么，他只是停下来了。日记里他把遇到的日本军官描述为"彬彬有礼"，但同时记录了他保护区里每天发生的事情。
约翰·马吉，美国传教士，在这六周里秘密拍下四十分钟的影像，其中包括被杀死的平民、医院里的伤员、乱葬岗上的尸体。马吉把底片藏进暗格带出了南京。这批影片后来成为东京审判的重要证据之一。
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美国人，在安全区内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她的日记里有一段写于12月16日："今天，有人来说，有一千名女人被强迫送到了中央旅馆。上帝，你在哪里？"魏特琳最终因长期的精神创伤回国，1941年在美国去世，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都处于抑郁状态。
国际安全区的成员在这六周里提出了多份书面抗议，递交给日军领事馆。其中一份写道：昨天，有一名日本兵在我的面前将一名平民用刺刀刺死。我问他为什么，他指了指那名平民的鞋子，说：他穿的是军鞋。然后他走了。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一共提出了444件有文字记录的个案抗议，每一件后面是一条或多条命。
这些记录，加上幸存者证言、日军战时拍摄的照片，以及参与审判的各方法庭文书，构成了目前关于这段历史超过五千万字的文字档案。
幸存者李秀英，在南京审判中出庭作证。她指着自己脸上和身上的三十七处刀疤，用的不是法律语言，也没有数字，只说了一句："我死了又活过来。"
这一句话，法庭没有记录进判决书。
谷寿夫
进城的日军中，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是后来被单独审判的一个人。
他率部从中华门入城后，一路向北，经中华路、中山南路，直达下关江边。
东京审判的记录显示，第6师团的暴行来自师团层面的命令，不是失控的个别行为。师团之上，朝香宫鸠彦是裕仁天皇的叔父，上海派遣军司令任上签署了"处理俘虏"的命令。他进城后在南京停留了五天，此后全身而退，从未被追究责任，活到了101岁。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在黄埔厅大礼堂公审谷寿夫。
法庭庭长石美瑜问：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责任是什么？
谷寿夫答：我的部队未曾杀过一个平民。
法庭当场播放马吉的影片，出示日军自拍的照片，播放幸存者证言。谷寿夫不再说话。被审判时，这个战争犯成了一个懦夫。
判决书认定，谷寿夫所部在南京中华门至下关一带，"集体屠杀十九次，零散屠杀858次"，杀害中国军民总数超过三十万人。判决书还有一句："该犯对于所属官兵之非法行为，未曾采取有效之制止方法。"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没有制止。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在南京中华门外的刑场被处决。那个地方离他当年带队进城时经过的中华门，不到三公里。
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以判决书的形式将这段历史固定下来。相关文字史料已达五千万字。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冰冷的判决书可以告慰一部分英灵，它可以写"三十万人"，但写不了那三十万个名字。
1938年春天，南京城里的芦苇长出来了。
下关江边的芦苇丛里，有人在那时候埋过东西，后来挖出来，是骨头。有人把它们收起来，埋到了别的地方。再后来那个地方修了路，路从骨头上面经过。
而那些逝去的冤魂，将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中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