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发展的那些事儿之六

第六章 · 软件名城的加冕礼：服务业首次撑起半边天

——“十一五”时期（2006—2010）

一、2006年的秋天：北京来人，给南京戴上了一顶“桂冠”

2006年9月的一天，南京来了几个北京客人。他们没去中山陵，没逛夫子庙，而是一头扎进了徐庄软件园、江苏软件园、南京软件谷，一家一家企业地看，一个一个项目地问。

他们是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组成的“软件名城”考察组。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评估南京是否够格成为“中国软件名城”。

这顶“桂冠”，是南京自己“争”来的。

2005年，南京软件收入突破100亿元后，市领导就动了心思：能不能像“园林城市”“卫生城市”一样，搞一个“软件名城”的称号？如果能拿下“全国首个”，对南京软件产业的品牌效应将是巨大的。

于是，南京向国家部委打了一份报告，申请创建“中国软件名城”。当时，全国有七八个城市都在争这个“第一”——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西安……哪个不是“狠角色”？

但南京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优势：“大学之城”。

北京的软件企业强，强在“国家队”——中软、用友、金山，背后是国家部委和军队的订单。上海的软件企业强，强在外资——SAP、甲骨文、IBM的中国研发中心都设在上海。深圳的软件企业强，强在华为、腾讯这样的“航母”。杭州的软件企业强，强在阿里巴巴的“生态圈”。

南京呢？南京的软件企业，没有国家队背景，没有外资光环，没有航母级巨头，也没有阿里这样的生态——但南京有扎堆的大学、扎堆的人才、扎堆的中小企业。

2006年，南京高校中开设IT相关专业的超过30所，每年毕业的计算机、软件专业学生超过2万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留在了南京。他们不去北京、上海“卷”，也不去深圳、杭州“赌”，而是安安稳稳地在南京写代码。

正是这群“安安稳稳”的人，撑起了南京软件产业的“地基”。

考察组在南京待了五天，看了十几家企业，开了三场座谈会。临走时，带队的司长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南京的软件产业，不是最强的，但可能是最‘健康’的。”

2007年，国家正式批复南京为全国首个“中国软件名城”。消息传来，南京软件园里的年轻人欢呼雀跃。一位软件公司的90后程序员（那年他刚入行）发了条QQ空间：“南京，牛！”

二、2007年：服务业占比首次突破50%，南京“变轻”了

“十一五”期间，南京经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GDP的一半。

2007年，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0.1%。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服务业超过工业，成为经济的“第一大产业”。

用老百姓的话说：南京“变轻”了。

过去几十年，南京一直是个“重”城市——重工业、重资产、重污染。南钢的大烟囱、金陵石化的火炬、扬子石化的管廊，是南京的“工业图腾”。但从2007年开始，另一幅画面出现了：徐庄软件园里的程序员们，喝着咖啡写着代码；新街口的写字楼里，金融白领们盯着K线图；河西的会展中心里，一场接一场的国际展会排着队……

服务业占比突破50%，意味着南京的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赖“多建一个工厂、多产一吨钢”，而是依赖“多办一场展会、多做一个软件、多卖一套房子”。

这个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十五”以来持续转型的结果。2001年，南京服务业占比只有42%左右；2005年，提升到46%；2007年，终于跨过了50%的门槛。

哪些服务业增长最快？前三名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年均增长超过40%）、金融业（年均增长超过20%）、旅游业（年均增长超过15%）。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就不用说了。金融业的崛起，与南京的“区域金融中心”定位有关。2005年，南京提出建设“长三角区域金融中心”，河西新城的金融集聚区开始招商。到2007年，已有20多家金融机构的区域总部设在南京，包括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已上市）、华泰证券等“本土力量”。

旅游业的故事更有趣。2006年，南京成功申办2014年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南京历史上承办的最高规格国际赛事。消息传出，南京的酒店、餐饮、旅行社行业“打了鸡血”一样扩张。中山陵、夫子庙、总统府、玄武湖……南京的旅游名片一张张被擦亮。

2007年，南京接待国内游客超过4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500亿元。一个游客在南京平均逗留1.8天，平均花费1200元——这个“客单价”，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在前列。

三、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南京的“抗震”能力有多强？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中国虽然“防火墙”比较厚，但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出口下滑、企业倒闭、失业上升，沿海城市首当其冲。东莞的工厂倒了一片，深圳的出口企业哀鸿遍野。

南京呢？也受到了冲击，但“伤”得不重。2009年一季度，南京GDP增速回落到了8%左右，比2007年的15%低了近一半，但仍然是正增长，没有出现负增长。

为什么南京的“抗震”能力比较强？有三个原因：

第一，南京的经济“内需型”特征明显。 南京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GDP）只有40%左右，而苏州超过150%、深圳超过200%。也就是说，南京的经济主要靠“自己人”消费和投资拉动，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相对较小。金融危机来了，外需垮了，对南京的冲击没有苏州、东莞那么大。

第二，南京的产业结构“偏软”。 2008年，南京重工业占比已经降到60%以下，软件、金融、旅游等“轻资产”产业的比重不断提升。这些产业不像制造业那样“订单一少就停工”，抗周期性更强。

第三，政府的“救市”动作快。 2008年底，中央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南京迅速跟进，2009年推出了“千亿投资计划”——重点投向基础设施、保障房、产业升级等领域。地铁二号线、地铁一号线南延线、京沪高铁南京南站……一批大项目在2009年、2010年密集开工。

一位南京的出租车司机，2009年拉了一个从深圳来的乘客。乘客感慨：“深圳那边工厂倒了一半，我们公司也裁员了。我来南京看看有没有机会。”司机问：“南京好还是深圳好？”乘客说：“深圳机会多，但风险也大；南京稳，但发财难。”

“稳”和“发财难”——这五个字，道出了南京经济的双重性格。

四、2009年：南京南站开工，“亚洲第一大”的野望

2009年，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南京南站正式开工。

南京南站的位置在雨花台区与江宁区交界处，规划占地面积约2平方公里，站房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相当于63个标准足球场。设计标准是：15个站台、28条到发线，远期年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

媒体给它封了个称号：“亚洲第一大火车站”。

是不是“亚洲第一”有争议（北京南站、上海虹桥也都自称“第一”），但南京南站的野心是明确的：成为京沪高铁、沪汉蓉高铁、宁杭高铁、宁安高铁等8条高铁的交汇枢纽。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南京要从“终点站”变成“枢纽站”。

以前，南京的铁路格局是“两横一纵”——京沪铁路、宁芜铁路、津浦铁路。南京是一个“通过型”城市，火车从北京开往上海，经过南京，但大多数人不会在南京下车。南京更像一个“中转站”，而不是“目的地”。

但高铁时代来了，南京的“枢纽梦”有了实现的可能。京沪高铁开通后，南京到北京只需3个多小时，到上海只需1个多小时，到杭州只需1个小时。南京不再是“长三角的边缘”，而成了“长三角的核心”——因为它在上海、杭州、合肥、武汉这四个“都市圈”的交汇点上。

南京南站的建设，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开发。站前广场、商业综合体、写字楼、住宅区，在原本是一片农田的“南部新城”拔地而起。南京的“城市骨架”再次拉开——从“河西新城”到“南部新城”，从“一城三区”到“一主三副”。

一位参与南京南站规划的设计师后来回忆：“2009年我第一次去现场踏勘，站在雨花台区的一片菜地里，看着规划图上的宏伟蓝图，觉得自己在做梦。五年后，梦想成真了。”

五、2010年：青奥会倒计时，南京的“国际时刻”

2010年2月11日，温哥华。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宣布：2014年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城市是——南京。

南京代表团沸腾了。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承办国际性综合运动会。虽然青年奥运会的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如奥运会，但对南京来说，这是一个“走向世界”的绝佳机会。

消息传回南京，市政府大院的工作人员欢呼雀跃。一位参与申办工作的小伙子激动得把领带扯了下来，在办公室里转圈。

但也有冷静的声音。一位退休老领导私下说：“办青奥会要花多少钱？值不值？南京还不是那么富裕，别搞成了‘面子工程’。”

市政府的回答是：青奥会不是“面子工程”，而是“城市升级工程”。目标很明确——以青奥会为契机，推动河西新城的“二次开发”，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国际知名度。

于是，2010年成了南京的“大建设年”。青奥村、青奥体育公园、青奥轴、河西有轨电车……一批新建项目相继开工。同时，地铁三号线、十号线、S1号线（机场线）也提上了日程。

一位在河西买房子的南京市民，看着家门口的工地一天一个样，感慨：“十年前，这里是菜地；五年前，这里是奥体中心；现在，这里要办青奥会了。这变化，比我脸上的皱纹还快。”

六、从“软件名城”到“创新名城”：南京的野望升级

2010年，南京软件收入突破了400亿元。比2005年的102亿元翻了近两番，年均增长超过30%。全国排名稳居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但南京的野心不止于此。

2010年底，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

“软件名城”是产业层面的，而“创新名城”是城市层面的——南京不仅仅要做“软件之都”，还要做“创新之都”。要依托53所高校、80多位院士的科教优势，打造“中国最具活力的创新城市之一”。

这个目标的提出，与两件事有关。

第一件事：2009年，南京被列为首批“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这是国家层面的认可，也给了南京更大的政策空间。

第二件事：2009年，南京出台了一份重磅文件——《关于加快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转型的若干意见》，核心内容是“两落地一融合”——科技成果落地、科技企业落地、产学研融合。

文件中最“硬”的一条是：对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在南京转化，给予最高500万元的奖励。同时，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下海”创业，保留三年编制和职称。

这条政策一出，南京的高校圈炸了锅。一位南京大学的教授说：“以前我们做科研，只要发论文、评职称就行。现在政府说，你拿着成果去开公司，给你留后路。这诱惑太大了。”

2010年，南京新增科技型企业超过1000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高校教师创办的。虽然大部分还是“小作坊”，但“星星之火”已经点燃。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位创业的教授后来跟我吐槽：“政府说支持我们创业，但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那500万，而是一个‘懂行’的投资人。南京的风险投资太少了，天使投资人更少。我们的项目在北京、深圳能拿到几千万，在南京没人看得上。”

这句话，点出了南京创新生态的一个“死穴”——有钱的人不懂科技，懂科技的人没钱。南京虽然有科教资源，但没有足够的风投资本和成熟的创业孵化体系。很多好项目，要么夭折了，要么“嫁”到深圳、杭州去了。

这个问题，后来成了南京创新驱动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七、2010年的宁杭对决：杭州破5000亿，南京追到4500亿

2010年底，数据出来了——

南京GDP：4507亿元。

杭州GDP：5250亿元。

差距从2005年的21%扩大到了16.5%（因为基数大了，相对差距缩小了，但绝对差距从507亿扩大到743亿）。杭州率先迈过了5000亿门槛，而南京还在4500亿徘徊。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杭州的“数字经济”已经起飞了。

2010年，阿里巴巴的B2B业务在香港上市两年了，淘宝商城（后来的天猫）刚刚推出，支付宝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3亿。阿里巴巴的市值突破1000亿港元，成了中国互联网的“风向标”。

阿里巴巴的崛起，带动了整个杭州的数字经济生态。围绕阿里，杭州涌现出大量的电商代运营、云计算服务、物流科技、互联网金融公司。这些人中，很多是阿里的前员工，“阿里系”创业军团在全国都赫赫有名。

而南京呢？2010年，南京最大的软件企业是南瑞、联创、中兴软创（中兴通讯的子公司），做的是电力自动化、通信软件、电信计费系统。这些企业都是“B2B”模式，客户是国企，增长稳定但不“性感”。

南京不是没有机会进入互联网。2000年代初，南京也有过一些互联网创业公司，比如“西祠胡同”（南京本地的BBS，一度全国知名）、“中国制造网”（B2B平台，类似早期的阿里）。但“西祠胡同”卖给了艺龙，没有做大；“中国制造网”上市后也没有成为巨头。南京的互联网创业者，缺少一种“烧钱扩张”的冒险精神——他们更愿意做“赚钱的小生意”，而不是“烧钱的大梦想”。

一位从南京去杭州创业的年轻人，2010年跟我讲了句大实话：“在南京，如果你跟投资人说‘我要先烧三年钱，第四年才开始盈利’，投资人会把你轰出去。在杭州，同样的故事，投资人会说‘我给你一个亿，你慢慢烧’。”

这是资本文化的差异，更是城市气质的差异。

八、2010年的南京：一座“四张面孔”的城市

2010年，如果你在南京转一圈，你会看到“四张面孔”——

第一张面孔：河西新城。 奥体中心巍峨耸立，周边的写字楼、高档住宅区鳞次栉比。河西大街上的车流，已经不比新街口少了。这里是南京的“新贵”——房价最高、规划最新、年轻人最多。

第二张面孔：新街口。 仍然是南京的“心脏”。德基广场一期已经开业，LV、Gucci、Hermès的招牌闪着金光。南京人开玩笑说：“德基是给外地人逛的，我们南京人逛中央商场、新百。”

第三张面孔：老城南。 夫子庙的秦淮河依旧流淌，但两岸的仿古建筑已经有些“审美疲劳”了。老门东正在拆迁改造，原来的老房子被推倒，重建“明清风格”的街区。一些老居民说：“拆了我们的真古董，建了一堆假古董。”

第四张面孔：江北。 过了长江大桥，还是“另一番天地”。浦口、六合、大厂，仍然是一副“工业区”的面貌——大烟囱、冷却塔、储油罐，空气中偶尔飘来硫磺味。江北的房价只有河西的三分之一，住在这里的人，大多在江南上班，每天挤公交、挤轮渡过江。

“四张面孔”，四重天地。南京的“多元”是它的魅力，也是它的割裂。

九、“十一五”的“两个遗憾”

“十一五”的南京，成绩单相当亮眼——服务业占比突破50%，软件产业继续高歌猛进，基础设施大干快上，青奥会成功申办。但回过头看，也有两个“遗憾”。

第一个遗憾：互联网“风口”依然没抓住。

2010年，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刚刚兴起。iPhone 4火遍全球，安卓手机开始普及，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即将开启。这个风口，杭州抓住了（阿里推出了手机淘宝、支付宝App），深圳抓住了（腾讯推出了微信），北京抓住了（字节跳动成立、美团上线）。

南京呢？2010年，南京的移动互联网创业几乎是空白。珠江路的电脑城还在卖硬件，软件园里的企业还在做“企业级软件”。没有人意识到，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

第二个遗憾：创新成果“墙内开花墙外香”。

南京高校的科技成果，仍然大量“外流”。2010年，东南大学的一项LED技术，被深圳的一家企业看中，投资1亿元建了生产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项无人机技术，被北京的一家军工企业“挖”走；南京理工大学的一项新材料技术，在苏州工业园区落了地。

一位南大的教授苦笑说：“我的学生在南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只好去深圳。深圳的投资人看完项目，当天就拍板，第二天打款。你说我怎么办？我也想去深圳。”

创新生态的缺失，成了南京最大的“内伤”。

十、“十一五”的尾声：2010年冬天，徐庄软件园的一个夜晚

2010年12月的一个夜晚，我坐在徐庄软件园的一家咖啡馆里。

窗外，苏宁总部的写字楼灯火通明——苏宁正在从“家电连锁”向“电商”转型，技术团队加班加点地开发“苏宁易购”平台。不远处，先声药业的研发大楼也亮着灯——南京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在悄悄崛起。

咖啡馆里，几个年轻人正在讨论项目。他们是南京一家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做的是“移动医疗App”——这在2010年还是很前卫的概念。

“我们的App，用户可以在手机上预约挂号、查化验单、跟医生在线沟通。”

“南京的医院愿意接入吗？”

“省人民医院同意了，鼓楼医院还在谈。”

“投资人呢？”

“接触了几家，都说‘再观望一下’。有一个上海的投资人感兴趣，约我们下周去谈。”

我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南京找投资？”

他苦笑：“南京的天使投资人？掰着手指头能数过来。有钱人更喜欢买房、放高利贷，谁投我们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App？”

他喝了一口咖啡，继续说：“但我不想离开南京。我在这里上的大学，女朋友在南京，房子买在江宁。我不会为了融资搬到北京、上海。”

“那你怎么办？”

“先撑着。实在不行，我自己再投20万，把第一版做出来，有了数据再去找投资。”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犹豫，只有坚定。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南京的“创新”也许不需要“天使”，只需要一群“不信命”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不会成为马云，但他们也不会轻易认输。

十一、回望“十一五”：南京学会了“轻装上阵”

如果说“十五”是南京找到“新武器”的五年，那么“十一五”就是南京“轻装上阵”的五年。

服务业占比突破50%，意味着南京的经济结构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从“重”到“轻”，从“工业”到“服务”，从“制造”到“智造”——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软件产业的“加冕”，给了南京一张“国家级名片”。从此，全国提到软件，就会想到南京；提到南京，就会想到软件。

青奥会的申办成功，让南京有了一个“走向世界”的窗口。四年后，全世界的目光将聚焦南京——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将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新面孔。

但“轻装上阵”不等于“高枕无忧”。互联网的风口已经吹到了家门口，南京能不能抓住？创新成果的“外流”能不能止住？民营经济的“短板”能不能补齐？

这些问题，留给“十二五”去回答。

2010年12月31日午夜，河西的青奥轴工地上，打桩机还在轰鸣。工人们三班倒，24小时不停工。离青奥会开幕还有不到四年，他们要跟时间赛跑。

一个年轻的工人，站在脚手架上，抬头看天。天空中没有星星——城市的灯光太亮了，淹没了星光。

但他看到远处奥体中心的轮廓，像一个巨大的银色贝壳，伏在夜空中。

他自言自语：“再过四年，这里就是全世界的焦点了。”

然后，他低头，继续干活。

南京，也在继续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