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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博德·斯蒂尔
阿奇博德·特洛伊·斯蒂尔，英文Archibald Trojan Steele，又称阿奇博德·斯蒂尔（Archibald Steele），通常简称 A.T. Steele，1903年~1992年（生卒年），美国战地记者。他曾先后供职于合众国际社（UPI）、《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斯蒂尔作为留守南京的五名外国记者之一，率先向国际社会发出关于日军占领南京后大规模暴行的报道，成为第一位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者。1903年6月25日，斯蒂尔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父亲詹姆斯·阿瑟·斯蒂尔（James Arthur Steele）与母亲克拉拉·特洛伊（Clara Trojan）都具有美国血统。斯蒂尔出生时，父母暂居加拿大；他是家中七个孩子之一。1915年，12岁的斯蒂尔随家人移居美国。全家最初定居于犹他州盐湖城，随后短暂迁往爱达荷州双瀑市，最终定居于博伊西。斯蒂尔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1924年，斯蒂尔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在《博伊西首府新闻》（Capital News）担任见习记者，随后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唐尼，为《威洛斯日报》（Willows Journal）撰稿。大萧条初期，斯蒂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创办了地方周刊《道尼冠军报》（The Downey Champion）。但是，经济危机很快使报纸经营陷入困境。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当时，斯蒂尔仍在加州经营《道尼冠军报》。后来他回忆说，在此之前，自己“对中国毫无兴趣”，唯一关心的是“唐尼附近的橘子收成，以及如何勉强维持生计”。面对报纸经营困难和经济压力，斯蒂尔将报纸交给业务经理，带着少量现金前往中国。他乘“太阳丸”号（Taiyo Maru）抵达上海。当时，他对中国所知甚少，也没有明确的工作安排。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斯蒂尔获得了报道战事的机会，由此开始了长期的中国新闻报道生涯。斯蒂尔后来回忆，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是一座国际都市，拥有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数量庞大而充满活力的中国居民。来自不同群体的信息和观点在这里汇聚，虽然其中并不是所有信息都准确，却能使一个初来乍到的人迅速接触到中国社会的不同面向，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这段经历也促使斯蒂尔开始深入思考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困境。他经常与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讨论中国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并在这些接触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察。1932年至1934年，斯蒂尔担任美联社特派记者，报道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局势。期间，他广泛采访中国各地，报道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以及日本在华北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斯蒂尔曾前往中国东北及其他内地地区采访，记录日本军事扩张以及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与当时很多主要依赖沿海城市消息来源的外国记者相比，他多次深入中国内地进行采访，报道范围逐渐超越上海这一国际都市本身，开始关注中国内地的政治局势和战争发展。这些实地采访经历逐渐确立了斯蒂尔作为中国问题记者的声誉。1933年1月16日，斯蒂尔在日本东京麹町区与埃丝特·弗朗西丝·约翰逊（Esther Frances Johnston，1910~1980）结婚，两人此前在美国加州相识并相恋。1935年至1937年，斯蒂尔担任《纽约时报》特派记者，继续报道中国事务。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不断加剧，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也日益复杂。斯蒂尔持续关注日本的军事扩张、中国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政策，以及中国社会在战争威胁下发生的变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升级。随着战争规模迅速扩大，斯蒂尔的报道重点也从此前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局势的观察，转向对中日战争的持续报道。1937年，斯蒂尔转任《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淞沪会战期间，斯蒂尔曾在中日双方的战线之间采访，既观察日军的军事行动，也与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和士兵交谈。他对中国军队的表现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军人在战斗中展现出的抵抗意志和作战表现，改变了当时一些外国观察者认为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的看法。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后，日军继续向南京推进。斯蒂尔随即前往南京。当时，南京已经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城内局势日益紧张。至12月初，斯蒂尔与《纽约时报》记者F. 蒂尔曼·德丁（F. Tillman Durdin，1907—1998）等人继续进行现场采访。▲选自Suping Lu的著述·《They were in NANJING》。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此后，日军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对中国军人、战俘以及平民实施了大规模杀戮，并伴随强奸、抢劫和纵火等暴行。这些持续数周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12月15日，斯蒂尔与其他外国记者乘美国海军炮舰“瓦胡号”（USS Oahu）离开南京，前往上海。由于南京的通讯已经中断，斯蒂尔登舰后通过贿赂一名美国水兵，通过舰上无线电将报道发往美国。1937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刊登了斯蒂尔的报道。这篇报道是目前所知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最早刊出的外国新闻报道，也通常被认为是第一篇向世界披露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占领南京后暴行的外国记者报道。斯蒂尔在报道中写道，南京陷落的过程充满“难以形容的恐慌和混乱”，随后日军对这座城市实施了“恐怖统治”，造成数千人死亡，其中许多是无辜者。他认为，在中国守军已经陷入崩溃、抵抗能力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日军仍然选择了大规模杀戮，并将其称为“有系统的灭绝”。斯蒂尔还报道说，他离开南京时，最后看到的是“约300名中国人”在江边一堵墙附近被有组织地处决，而附近的尸体已经堆积到齐膝深。他同时写道，南京街道上散落着平民尸体，以及中国军队遗弃的装备和军服。在同一篇报道中，斯蒂尔还回忆，他离开南京时曾经过挹江门一带，车辆不得不从大量尸体上驶过。他描述那里的尸体堆积达数英尺之高。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描述与“约300名中国人被处决、附近尸体齐膝深”是报道中的不同观察，不能简单合并为同一事件。斯蒂尔的报道没有把所有死者都简单归为平民。他所记录的死者包括中国军人以及平民，而当时南京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日军在占领南京后，不仅杀害了大量被俘和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也对普通平民实施了杀戮。很多中国士兵在放下武器、失去战斗能力后仍被集体处决；同时，普通市民也成为杀戮、强奸和其他暴行的受害者。因此，南京大屠杀不能被简单解释为战斗中的正常伤亡，也不能将日军占领后的大规模杀戮全部归结为对战俘或“便衣士兵”的合法处置。大量中国军人和平民在失去抵抗能力后遭到杀害，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组成部分。12月18日，斯蒂尔在《芝加哥每日新闻》发表后续报道。他写道，日本巡逻队在街道上搜查房屋，逮捕被怀疑为便衣士兵的人。斯蒂尔表示，很多被捕者再也没有回来；一些返回者则说，他们的同伴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遭到杀害。斯蒂尔还明确写道：“我亲眼见过其中一次处决队，也看到了其他处决留下的惨状。”他同时记录了妇女寻找失踪的丈夫和儿子时发出的哭喊与抽泣。这篇报道需要作出一个重要区分：斯蒂尔确实亲眼见到过处决队及其后果，但报道中关于其他被捕者遭杀害的具体情况，也包含了来自幸存者和其他目击者的叙述。因此，不能将12月18日文章中的全部内容都表述为斯蒂尔本人亲眼目睹。1938年2月3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刊登斯蒂尔关于南京的后续报道。他写道，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恐怖统治”中，“数百名无辜平民被逮捕并遭到屠杀”。2月4日，他进一步描述了日军搜捕和处决被认定为中国士兵或便衣人员的情况，并以美国西部猎人围捕野兔作比，描写被搜捕者被集中、包围并分批枪杀。1937年12月15日，由于斯蒂尔已经离开南京，因此，1938年2月的报道不应全部理解为他在南京现场的直接目击。这些报道既包含他此前在南京期间的亲身观察，也包含他后来通过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士、难民和其他目击者获得的信息。但这并不削弱这些报道的历史意义。南京陷落仅两天后，斯蒂尔便将日军暴行的消息传递给国际新闻媒体，成为最早向世界报道南京惨剧的外国记者之一。与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传教士、医生和安全区工作人员所留下的日记、信件及报告相互参照，可以看到，日军占领南京后发生的大规模杀戮、强奸、抢劫和纵火，并不是战后才出现的说法，而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已经被不同身份的外国目击者记录下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来自多个方面，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日记、信件和报告，外国传教士、医生和记者的记录，日本军方及战地人员留下的资料，战后调查与审判材料，以及埋葬记录等。这些来自不同来源的历史资料相互印证，共同记录了日军占领南京后对中国军人和平民实施的大规模暴行。根据中国官方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人数为30万以上。阿奇博德·斯蒂尔的特殊历史地位正在于此：作为南京陷落时仍留在城内的少数外国记者之一，他在1937年12月15日，即南京陷落后的第二天，便向国际新闻媒体发出了关于日军暴行的报道，使南京发生的惨剧在事件发生后极短时间内进入国际新闻传播体系。因此，斯蒂尔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早期见证者，也是最早将南京陷落后发生的惨剧传递给世界的外国记者之一。▲图片来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网。
1937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道称：日军在南京的江边杀人数千。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道。
1937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刊登了斯蒂尔的报道《NANKING MASSACRE STORY》。而《纽约时报》则在三天后刊发。这是目前所知南京陷落后最早通过国际新闻媒体向外界报道日军暴行的报道之一，也使斯蒂尔成为最早向世界报道南京大屠杀的记者。12月17日 ，《芝加哥每日新闻》继续刊登斯蒂尔的报道，描述南京战场的恐怖以及日军占领后的屠杀与掠夺。12月18日 ，《芝加哥每日新闻》再次刊登斯蒂尔的报道，进一步讲述南京陷落后的见闻。1938年2月3日，斯蒂尔又发表了关于南京占领后恐怖与暴行的报道。这些报道记录了南京陷落后日军对中国军人和平民实施的杀戮，以及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恐怖气氛。斯蒂尔写道，南京街道上“到处散落着平民的尸体”，并估计在南京陷落及其后的混乱中，有5,000至20,000名中国士兵死亡。需要指出的是，斯蒂尔与《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蒂尔曼·德丁于1937年12月15日离开南京，因此他们的报道主要反映南京陷落初期的情况，并未涵盖此后持续发生的全部杀戮和暴行。日军在南京实施的暴行远远超出了正常战斗造成的军事伤亡。大量中国军人在放下武器、失去战斗能力后遭到集体杀害；与此同时，南京平民也遭到大规模杀戮，妇女遭受强奸，城市中还发生了大范围的抢劫和纵火。这些针对中国战俘、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以及普通平民实施的暴行，共同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内容。斯蒂尔的报道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不仅因为他是南京陷落时仍留在城内的少数外国记者之一，更因为他在南京陷落后的最初几天亲眼观察到城市中的混乱、尸体和杀戮，并迅速通过新闻报道将这些情况传递给国际社会。1937年12月15日，他在离开南京途中发出的报道，成为最早向国际社会报道南京大屠杀及日军暴行的新闻报道之一。此后，他又通过后续报道，继续记录日军在南京实施的处决以及由此造成的恐怖局面。关于斯蒂尔及其他外国记者的报道，后来的历史研究结合日军档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记录、幸存者证言、埋葬记录以及其他中外史料进行了进一步考察。战时报道受到通讯条件、战区环境和信息来源等因素的限制，个别报道中的数字和具体细节需要结合其他史料加以核对。但来自不同方面的史料相互印证，共同证明了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日军对中国军人和大批平民实施大规模杀戮的历史事实，并记录了强奸、抢劫、纵火等一系列严重暴行。根据中国官方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为30万以上。日本裔美国学者山本昌弘（Masahiro Yamamoto）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及相关报道时也指出，将早期记者的报道与其他历史资料相互参照，可以确认斯蒂尔和德丁的报道基本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核心事实。尽管个别报道中的数字和具体细节仍需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察，但这并不改变一个基本事实：斯蒂尔是最早将南京陷落后日军实施的大规模暴行报道给国际社会的外国记者之一，而他的报道也成为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杀的重要早期记录。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斯蒂尔继续报道中国抗战，并在重庆接触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方面人士，包括负责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的龚澎。多年以后，斯蒂尔回忆这段经历时，也谈到了不同政治力量如何通过新闻发布和与外国记者接触来影响国际舆论。在他看来，国民政府的官方新闻发布有时缺乏可信度，甚至会被后续事实证伪；相比之下，周恩来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更善于向外国记者解释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以详细而具有说服力的方式阐述自己的立场。斯蒂尔后来承认，这种沟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国记者对中国政治局势的理解和报道。这段经历也使他不仅关注战场本身，同时开始更加深入地观察中国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1938年5月，瑞士记者、摄影师Walter Bosshard（左）、美国战地记者A.T. Steele（右）和毛泽东在延安。
1938年5月，斯蒂尔前往延安。此时，延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重要政治中心。斯蒂尔通过实地采访，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组织、军事力量以及根据地社会状况。1940年，斯蒂尔继续在亚洲及美国之间往返。年初，他曾在日本采访；5月至6月返回美国，8月再次前往日本，9月至10月在中国进行采访。1941年，斯蒂尔继续报道亚洲及国际局势。年初，他再次前往日本，随后前往东南亚和中国等地采访。8月至1942年5月期间，他在苏联进行报道。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参战后，二战进一步扩大。1942年12月至1944年间，斯蒂尔先后前往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中国等地，继续报道亚洲战场的军事行动与政治局势。他曾采访中缅印战区，关注盟军在印度东北部修建利多公路等军事运输工程，以及中国、美国和英国等盟国在亚洲战场面临的复杂后勤问题；报道内容也涉及日本在中国及东南亚的军事行动、中国军队的持续抵抗，以及盟军在亚洲战场的战略部署。1944年，斯蒂尔以《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拉萨，开展实地采访。在藏期间，他接触了当地的各阶层人士，走访寺院，了解当地的社会生活、宗教活动和风俗习惯，并拍摄了大量记录西藏自然景观、城市面貌和社会生活的照片。这次西藏之行成为斯蒂尔记者生涯中一次重要的采访经历。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他曾将前往西藏以及在当地进行采访视为自己一生中最为难忘的经历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进入拉萨并开展实地采访的西方记者十分有限。因此，斯蒂尔留下的文字报道和影像资料，为研究20世纪40年代西藏的社会生活、城市面貌和历史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记录。1945年，二战结束后，斯蒂尔前往日本，报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之后，他继续在东亚和东南亚等地采访，关注战后亚洲的政治变化。▲油画：《日本投降图——1945年9月9日9时》，由画家陈坚创作，现收藏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幅大型历史题材油画长约6米，由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画家陈坚历时16年完成。画作以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为主题，再现了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其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中国政府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交投降书的历史场景。画中二百六十多个人物均以相关历史人物为依据创作，生动呈现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同年，斯蒂尔转任《纽约先驱论坛报》远东特派记者，继续报道中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政治与国际事务。1950年，斯蒂尔凭借国际报道，与其他记者共同获得长岛大学颁发的乔治·波克新闻奖（George Polk Award）。1953年8月至1954年5月，斯蒂尔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采访。▲斯蒂尔的妻子埃丝特·弗朗西丝·约翰逊（Esther Frances Johnston）。1954年8月至1955年8月，斯蒂尔与妻子驾驶一辆吉普车，从阿拉斯加一路前往火地岛，完成了一次纵贯美洲大陆的长途旅行。1955年，斯蒂尔因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有关这次旅行的报道，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玛丽亚·穆尔斯·卡博特奖章（Maria Moors Cabot Prize）。1960年，斯蒂尔退休，定居于亚利桑那州塞多纳。退休后，他将部分精力转向著书，继续整理和回顾自己数十年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经历，尤其关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亚洲政治的发展。1966年，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avid Dean Rusk，1909—1994）任命斯蒂尔为一个由19名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成员，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意见。斯蒂尔曾回忆说，每当自己从亚洲返回美国，通常会回到爱达荷州博伊西。他说，自己从中国回来后，美国国务院都不知道他的行踪，也很少有人主动与他联系。同年，斯蒂尔出版《中美关系》（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该书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为主题，分析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变化，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斯蒂尔结合自己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长期在中国的采访经历，回顾了美国社会对中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变化。他通过个人长期观察，试图说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受到新闻报道、国际局势和美国国内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分析。1977年，斯蒂尔出版《Shanghai and Manchuria, 1932: Recollections of a War Correspondent》，回顾自己早年作为战地记者前往中国东北和上海采访的经历。书中结合个人回忆，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军事行动、当地社会状况以及日本扩张对中国和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1978年，斯蒂尔采访了邓小平。此时，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于这位曾在20世纪30年代报道中国战争的老记者而言，重新观察中国及其政治发展，也成为其晚年经历的重要部分。然而，斯蒂尔长期以来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立场，也受到不同评价。美国作家毛思迪（Steven W. Mosher）在《China Misperceived》一书中，将斯蒂尔列入其所批评的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之列，认为部分长期研究和报道中国的西方人士在理解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方面存在严重误读。对此，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1908—1993）则持有不同看法。1991年，他撰文评价斯蒂尔，认为斯蒂尔“理应在新闻工作者的名人堂中占据特殊位置”。1992年2月26日，斯蒂尔因前列腺癌在亚利桑那州塞多纳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去世时，他仍在整理自己1944年拉萨之行期间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撰写的报道。1993年，斯蒂尔1944年拉萨之行的相关文字和资料以《In the Kingdom of the Dalai Lama》为名出版，使这段长期未完整出版的经历得以保存下来。斯蒂尔的一生，始终与20世纪的战争、政治变动和国际格局转型相伴。他早年在南京留下的报道，记录了日军占领南京后发生的大规模暴行；1944年的拉萨之行，则留下了关于当时西藏社会生活的珍贵观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现场，构成了他记者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两段经历。与很多只在远方报道战争的记者不同，斯蒂尔曾多次进入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他的报道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正因为这些文字产生于新闻传播条件极为有限的年代，且来自一名亲历者的观察，它们仍然是研究20世纪亚洲历史时不可忽视的资料。从南京的战火，到西藏的高原，再到他后来走过的亚洲、非洲和美洲，斯蒂尔的一生所留下的，不只是一个记者的职业轨迹，也是一份由亲历、观察和记录构成的20世纪历史见证。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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