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天，战争的阴影笼罩中国东部。随着侵华日军攻占南京，一场针对平民与战俘的系统性暴行随之展开。这不是“战时混乱”的偶发结果，而是持续数周、规模巨大的屠杀与性暴力。时间过去近一个世纪，历史证据却愈发清晰：南京大屠杀并非传闻，更不是“争议叙事”，而是被大量文献、影像、证词与国际裁决反复确认的历史事实。
据中外学者基于人口变化、埋葬记录与战时档案的综合研究，南京及周边地区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间，遇难者规模以数十万计。中国方面的系统调查与国际学界主流研究普遍认定，遇难人数约30万。这些数字并非凭空而来：当时的埋葬机构（如红卍字会）留下了详细的收殓记录；战后法庭对证据进行过逐项核验；多国目击者的日记与电报，为统计提供了交叉印证。
暴行的形式同样有据可查。大规模屠杀发生在城内外多个地点，平民被无差别射杀、刺杀；大量女性遭到系统性强奸，随后被杀害以灭口；成批战俘在未审未判的情况下被处决。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日军官兵留下了亲自拍摄的照片与书信，记录了他们参与或目睹的罪行。这些影像与文字，在战后成为最直接、最难以否认的证据。
国际社会当时并非全然沉默。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组成了“安全区”，试图庇护平民。来自德国、美国等国的教师、医生和传教士，在日记、报告与致本国政府的电文中，详细记录了屠杀现场与难民处境。这些第三方、非交战国的 contemporaneous 记录，因其独立性而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战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也进入国际司法程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中国战犯军事法庭，对相关责任人作出裁决，明确认定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了反人类罪行。法庭审理过程中所采用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军令文件、照片影像与统计资料——构成了今天学界研究的基础框架。
需要强调的是，讲述南京大屠杀，并不是针对某个民族，而是针对侵略战争与军国主义暴行本身。历史的责任指向具体的制度、命令与执行者，而不是普通民众。正因为如此，记忆与反思才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它们警示世界，去人性化的战争机器一旦失控，文明会在瞬间崩塌。
今天，面对否认、淡化甚至美化侵略的言论，最有力的回应仍然是事实。数字、档案、影像、证词与裁决，彼此印证，构成了无法被抹去的证据链。对遇难者的纪念，不是仇恨的延续，而是对生命尊严的守护；对历史真相的坚持，是对未来和平的最低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