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天,战争的阴影笼罩中国东部。随着侵华日军攻占南京,一场针对平民与战俘的系统性暴行随之展开。这不是“战时混乱”的偶发结果,而是持续数周、规模巨大的屠杀与性暴力。时间过去近一个世纪,历史证据却愈发清晰:南京大屠杀并非传闻,更不是“争议叙事”,而是被大量文献、影像、证词与国际裁决反复确认的历史事实。

据中外学者基于人口变化、埋葬记录与战时档案的综合研究,南京及周边地区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间,遇难者规模以数十万计。中国方面的系统调查与国际学界主流研究普遍认定,遇难人数约30万。这些数字并非凭空而来:当时的埋葬机构(如红卍字会)留下了详细的收殓记录;战后法庭对证据进行过逐项核验;多国目击者的日记与电报,为统计提供了交叉印证。
暴行的形式同样有据可查。大规模屠杀发生在城内外多个地点,平民被无差别射杀、刺杀;大量女性遭到系统性强奸,随后被杀害以灭口;成批战俘在未审未判的情况下被处决。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日军官兵留下了亲自拍摄的照片与书信,记录了他们参与或目睹的罪行。这些影像与文字,在战后成为最直接、最难以否认的证据。

国际社会当时并非全然沉默。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组成了“安全区”,试图庇护平民。来自德国、美国等国的教师、医生和传教士,在日记、报告与致本国政府的电文中,详细记录了屠杀现场与难民处境。这些第三方、非交战国的 contemporaneous 记录,因其独立性而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战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也进入国际司法程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中国战犯军事法庭,对相关责任人作出裁决,明确认定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了反人类罪行。法庭审理过程中所采用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军令文件、照片影像与统计资料——构成了今天学界研究的基础框架。
需要强调的是,讲述南京大屠杀,并不是针对某个民族,而是针对侵略战争与军国主义暴行本身。历史的责任指向具体的制度、命令与执行者,而不是普通民众。正因为如此,记忆与反思才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它们警示世界,去人性化的战争机器一旦失控,文明会在瞬间崩塌。

今天,面对否认、淡化甚至美化侵略的言论,最有力的回应仍然是事实。数字、档案、影像、证词与裁决,彼此印证,构成了无法被抹去的证据链。对遇难者的纪念,不是仇恨的延续,而是对生命尊严的守护;对历史真相的坚持,是对未来和平的最低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