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唐音宋调九思录》精选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关于唐宋诗词研究的九篇文章，并由莫老师亲自撰写导读，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方法、行文思路等。唐宋诗词“言志言情”，论文导读“言思言想”，以期为青年学者提供一定的学术指导。
南京大学出版社“九歌学术文丛”旨在汇集著名学者的九篇研究精粹，总结相关研究方法与经验，引导读者进阶式阅读。让具有一定学术基础的读者通过阅读，理解和把握作者的学术思想，切入相关学科在中国学术话语语境中的发展特性。
前言
就五七言诗歌而言，唐、宋两代无疑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巅峰时期。自从汉代以来，五七言诗歌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在题材走向、格律形式、艺术手段、风格倾向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强盛繁荣的唐代到来，古典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唐诗篇什繁富，流传至今的作品尚有55000多首，家弦户诵的名篇也数以千计，形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到了宋代，五七言诗歌继续向前发展，而且随着新的文化高潮的出现而达到了新的高峰。宋诗的现存作品多达247000首，而且形成了比唐代更多的诗歌流派，其繁盛局面比唐诗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为光辉夺目的一部分，对唐、宋诗的研究当然就是古代文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域。除此之外，自从产生宋诗以后，唐诗与宋诗便成为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个典范。宋以后的诗歌虽然还在继续发展，但再也没有超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从整个古典诗歌史来看，唐诗和宋诗堪称是两大美学典范。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谈艺录》“诗分唐宋”条）。更简洁的说法是唐诗主情，宋诗主意。唐情、宋意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补充，它们是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唐、宋诗在题材、风格、技巧等方面的异同与沿革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涵盖古代诗学的重要内容，在学术上具有十分丰富的研究价值和典型意义。
自从唐、宋诗产生以后，对它们的研究也就开始了。除了对唐诗或宋诗自身的研究，对唐、宋诗关系的研究也非常兴盛，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唐、宋诗之异同优劣的讨论上。由于人们讨论唐、宋诗关系时较多着眼于两者之歧异，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唐诗与宋诗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诗歌，彼此之间缺少共同之处。又由于唐诗是古典诗歌史上最早出现的一座高峰，由唐诗所奠定的美学风范已经先入为主地形成了历代读者的心理定式，所以人们往往以唐诗为参照坐标来责备宋诗偏离了唐诗的艺术规范。
宋代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中已经对宋诗不同于唐诗的一些特征作了严厉的批评，这种以唐诗为最高典范，从而对宋诗有异于唐诗典范的各种体现一概否定的意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占有主导地位。在明代，许多论者如刘崧、李东阳、何景明等人都对宋诗极为轻视。这种观点在明以后也屡见不鲜，直到现代，尚有人认为宋诗味同嚼蜡，宋诗的艺术成就与唐诗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也有论者能以比较公允的态度来看待唐、宋诗之优劣异同，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那些能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唐、宋诗之异同的观点。宋末元初的方回编选了大型的诗歌选本《瀛奎律髓》，专选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此书虽然稍有偏爱宋诗的倾向，但基本做到了对唐、宋诗一视同仁，体现出较强的历史意识。
清人吴之振进而指出：“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宋诗钞序》）他意识到因为宋诗对唐诗有因有革，它才能取得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历史地位。清人叶燮的《原诗》对唐、宋诗关系的论述更为深刻，他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又说：“不读唐诗，不知宋与元诗之工也。夫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则后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则后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为他言。
总之，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伸乎？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其节次虽层层积累，变换而出，而必不能不从根柢而生者也。”到了近现代，随着有关唐宋诗的文献整理工作的长足进展，学界对唐宋诗的研究更为深入，不但对唐诗和宋诗自身的特征有了比前人更为清晰的认识，而且对两者的异同及沿革关系也论述得更为充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唐宋诗研究的学术积累大致如此。
1979年9月，我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程千帆先生的指导下进入古典诗歌的研究领域。程先生为我们指定的研究方向就是“唐宋诗歌”，他为我们开设了校雠学与杜诗研究两门课程，目的就是向我们传授研究唐宋诗歌的基本方法。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自己读书，程先生指定的必读书目有《文选》《选诗补注》《古诗源》《古诗笺》《诗比兴笺》《唐宋诗举要》《今体诗钞》《万首唐人绝句选》《千首宋人绝句》《唐诗别裁》《宋诗别裁》《宋诗精华录》。此外还有新旧《唐书》《宋史》等“选读书目”。我们三个同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分别以《唐诗中的妇女形象》《黄庭坚诗初探》《宋诗宋注条例》为题，都在“唐宋诗歌研究”的范围之内。
1981年底我获得了硕士学位，1982年初开始读博，导师仍是程先生。程先生邀请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组成一个指导小组，对我进行更加严格的学术训练。那时南大尚未制定学位课程体系，整个学科又只有我一个博士生，程先生便决定让我以专书研读作为课程学习的主要形式。我攻博的研究方向仍然是“唐宋诗歌研究”，程先生为我开列的必读书目却全是先唐典籍：《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经过一年多的经典阅读，我对唐宋文学的学术源头有了较好的把握，这不但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基础，而且对我日后从事唐宋诗歌的研究大有益处。
我在读博期间受到的最大训练当然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程先生鼓励我知难而上，选择学术意义较为重大的题目来从事研究。我最初的选题是“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可惜因当时看不到钱穆先生刚在台湾出版的《朱子新学案》而忍痛割爱，继而选择“江西诗派研究”作为论文题目。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但是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种种误解。我经过细致的史实考索和文本分析，重新对江西诗派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于1986年以《江西诗派研究》的书名在齐鲁书社出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书中部分章节则事先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学术刊物，例如附录中的《黄庭坚“夺胎换骨”辨》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到了2008年，《江西诗派研究》又被评为南京大学“改革开放以后文科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这标志着我作为唐宋诗歌研究者的身份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
程先生学术研究的领域相当宽广，除了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他还在文学史、史学、校雠学等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程先生用力最勤、创获最巨的是古典诗歌的研究，他的关注的目光遍及整个古典诗歌史，其论文集《古诗考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此书共收录论文三十余篇，所涉内容上起汉末古诗，下迄今人所作旧体诗。与此相应的是，程先生为研究生设计的研究方向虽是“唐宋诗歌”，但他一向鼓励学生拓宽视野，不必自设藩篱。所以我的师兄弟们毕业以后都能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时间上上至先秦、下及清代，在空间上旁及海外汉学、域外汉籍。只有我才性薄弱，性格拘谨，一直固守“唐宋诗歌”的畛域，毕业四十多年来寸步不离。况且我本是一个半路出家的研究者，我对古典诗歌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兴趣出发的。我一般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只想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对象。正因如此，我一般只愿意研读大家：在唐代诗人中，我阅读的重点是李、杜、韩、白，以及王维、李商隐等人；在宋代诗人中，我阅读的重点是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等人。我的研究重点则是杜甫、苏轼、黄庭坚和陆游。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加强对大家的研究》。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轻视别人对中小作家的研究，但我的习惯就是如此。另一个特色也与此有关，就是我的研究较少与文献整理或考证有关，而以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为主。当然我尽量遵照程先生的教导，也重视文献学研究，但是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做文献方面的工作。要让我花大力气来处理那些我感到索然寡味的文献材料，我会感到痛苦、烦躁。一旦心情不好，工作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不如干脆避短、藏拙。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我的研究心得以单篇论文为主要形式。除了《江西诗派研究》《朱熹文学研究》之外，我的学术著作都是论文集。其实连《朱熹文学研究》也是由十多篇论文组成的，不过成书时“穿靴戴帽”，加上了绪论等内容而已。
我的论文主要见于《唐宋诗歌论集》《唐宋诗歌续论》《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文学史沉思拾零》四部书。《唐宋诗歌论集》收入论文28篇，《唐宋诗歌续论》收入论文22篇，《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收入论文16篇，《文学史沉思拾零》收入论文18篇。此外《江西诗派研究》中的若干章节如《黄庭坚“夺胎换骨”辨》《江西诗派的后起之秀陈与义》《论江西诗派的政治态度》，《朱熹文学研究》中的《论朱熹的清远诗风》《理学家的诗情》等，都曾单独发表，它们其实也是关于唐宋诗歌的论文。当然我迄今为止尚未彻底停止学术研究，比如最近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从金陵怀古到建康登览》一文，并未收入上述数书。此外我还写了七八十篇论述唐宋诗歌的短文，按照现行的学术评价标准，它们不被统计在科研成果当中，但事实上也体现了我关于唐宋诗歌的思考。我从事学术研究四十多年，所得成果如此而已。
最近南京大学出版社启动了“九歌学术文丛”出版计划，其目的有二:一是书写和记录南京大学改革开放以来独特的学术史；二是强化南大“继往开来”的学术传统，以先辈学者之成就鼓励后辈学人继续努力奋发。丛书规定的体例是“聚焦本人做出最大贡献之研究领域，精选九篇代表性论文(或专著章节)，建构相应的理论逻辑性，以启发读者进阶式思考，最终获得对某个重要学术领域有全局性的领会”。承出版社不弃，来信向我约稿。我觉得对于某些成果丰硕的南大同人而言，仅选九篇论文也许不足以涵盖其学术成就。但对于治学范围比较狭小、研究成果相当俭薄的我来说，则九篇论文足矣！于是我愉快地接受此项任务，从平生所撰论文中选出九篇编成此集。
由于论文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唐宋诗歌的某种特征，其结论都是本人读书偶有心得进而思考之结论，故题作“唐音宋调九思录”。“九思”一词，非敢妄引《论语》中“君子有九思”之语，而为配合整套文丛之统一规划也。我的治学经历虽有四十多年，但因才力薄弱，所获成果十分寒俭。就像一个体衰力弱的农夫，辛勤多年仅仅开垦了一小块园地，路人经过，一览无余。如果读者要想了解我的治学成就，观此书足矣！
本文节选自《唐音宋调九思录》，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