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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右史】贺沛:现代化进程中南京政府的政企关系

2026-03-27 12:43:45

现代化按其发生类型可分为两种：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源型。以英国为例，近代早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私有产权制度和相对自由的经济环境已经形成，农业商品化颇有成效，社会分化程度较高。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自发地成长。农业革命引入轮作制度与新农作物品种，农业机械得以发展应用，如蒸汽拖拉机、收割机、犁等工具的使用，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圈地运动使原本的共有地和农田私有化，地主得以更好地管理土地，开展农业改进与投资，进而提高农业产出。与技术革命的到来相适应，民营企业作为工业化的主力军，缓慢地、自下而上地推动着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变革——现代化的到来。

在整个过程中，国家除了在农业上有所作为外，很少干预经济。这个模式的特点是：民营企业是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它们贡献了超50%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岗位，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企业的成长是现代化的关键。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情况则大为不同。它们不具备英美等国的初始条件，无从指望现代化以自发的、内生的方式在这里成长。一般而言，它们面临如下障碍：传统社会结构极为顽固，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现代经济成分难以成长；不少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政治动荡不安，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农村商品化程度不高，市场发育迟缓；当现代化启动后，现代化先行国凭借经济实力，迫使后发国家陷入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格局，使其处于依附发展的境地。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传导性又使得这些国家无法抗拒这一世界历史性的潮流。于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通常重视政府的作用，借助国家力量推动经济超常规发展，以实现现代化赶超。政府的介入使后发国家面临一个现代化的新课题：如何处理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理想的状态是，国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同时，民营企业也能够充分发展。但后发国家的实践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局面，在政府广泛干预经济时，仅有少数国家的民营企业能同时充分发展。对大多数后发国家而言，政府作用强化往往致使官僚经济体系过度膨胀，民营企业沦为附庸与牺牲品。政企关系的不同际遇相应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二

北洋政府时期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成为南京政府的使命所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经历了显著的发展。据相关统计，从1894年至1913年，民族资本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5%。例如，1913年至1920年间，工矿企业数量从698家增加到1759家，资本额从33082元增长到50062万元，分别增长了152%和51%。在这一时期，根据相关统计，民营资本从1912年前后的723万元增长至1920年前后的15499万元，增长了21倍。在工矿交通业总资本中，民营资本所占的比重从1894年的38.2%上升到1920年前后的79.8%，而在银行业总资本中，民营资本的比重也从1904年之前的零点增加至1920年前后的51.4%。与此同时，国有资本从2797万元增长至14888万元，增长了不足6倍，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保持在10%。而同期根据历史数据，1920年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比重达到70.4%，而原文中提到的外国资本为5434万元，占国内资本总额的61%，这一数据与历史情况相符，显示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期间，尽管外国资本大量涌入，民营资本的相对量变化有限，但其绝对量却实现了惊人增长，发展势头远超国营资本。根据估算，到1920年，旧中国产业资本总额中，民族资本占比约18%，国营资本约11%，而外国资本则占据了70%的份额。外国资本主要集中在铁路上，制造业中以本国资本占优势。

自1923年至1927年，民营资本持续以一定规模扩张，5年间新设企业达608家，创办资本总额约10322.7万元，新设企业数量超越了一战期间（1914—1918年）的5年总和，创办资本总额也接近该时期的水平。然而，民营资本的迅速发展并不能归功于北洋政府。北洋政府虽倡导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却保留了满清集权政府的诸多特性，仍存在对整个经济进行控制的倾向。只不过，这一时期堪称中国政治衰败的顶点，军阀割据催生了诸多地方权力中心，这些中心集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足以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北洋政府徒有中央政府之名，却缺乏基本的全国性动员能力，根本无力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

这种状况使得它无法如满清政府那般对新兴经济成分实施控制，亦致使“自强运动”催生的国家垄断资本一度式微，为民营资本开辟了一片发展空间。在沿海部分受军阀混战影响较小的通商口岸城市，现代资本主义凭借顺应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命力，自发地蓬勃发展起来。显然，这一时期私营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倘若说北洋政府有所贡献，那其最大的贡献便在于它的无能与不作为。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致命障碍，这些障碍是民营企业自发演进所难以突破的，唯有借助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方能予以消除。首先，传统经济结构盘根错节，国内市场发育滞后，军阀割据更是令情况雪上加霜，各地关卡林立，税目繁杂，商品流通受到严重阻碍。可是，统一的国内市场是现代化的前提，是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次，由于满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接受了片面的协定关税制度。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协定关税税率被设定为大约5%，而实际征收的税率通常在3%至4%之间，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进口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北洋政府承续了这一局面。外国商品在近乎零关税的宽松环境下，如潮水般大举涌入中国，中国民营企业则如逆水行舟，承受着强大的竞争压力，始终处于发展劣势。再者，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聚焦于以轻纺业为主导的制造业领域，而在铁路、矿业、电力、机械制造等基础产业方面的投资则相对较少。当时的国家资本在这方面的投资甚至比民营资本还少，有限的基础产业主要靠外国资本，而且大部分集中于铁路。这般脆弱如薄冰的基础产业状况，显然难以承载民营资本的壮大之舟，更遑论推动整个工业化进程的滚滚向前。软弱无能、昏聩无道的北洋政府，宛如一位蹒跚的老者，显然无力解开这些棘手的困境之结。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希望之所在。但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实际情况却未能如其所愿。

三

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迫切希望解决影响市场状况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提高关税自主权、废除厘金制度以及整顿混乱的币制。南京政府有所作为，但积极作用发挥得并不充分，其中可以看出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态度。

关于恢复关税自主。关税自主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于保护民族产业的成长，是民族资产阶级多年的愿望。它亦是国家主权的关键所在，关乎政权的合法性根基，南京政府甫一成立便致力于此。民族资产阶级对此大力支持，1927年8月上海总商会号召各会员帮助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并表示“愿以血肉和生命来做主权的保障和政府的后盾”。

1928年，美、英、法等11国与南京政府订立关税新约，拟定出一套税率自5%至27.5%的七级税则，奈何因日本反对，此税则未能获准通过。1930年，与日本达成片面优惠的中日关税协定后，中国的关税自主方算基本得以收回。新关税政策规定最高税率可达80%以上，而实际进口关税率在1928年已超过10%，1934年更是达到25%，此税率显著高于1842年以来长达百年的值百抽五税率，对本国产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然而，国民党的关税保护作用却大打折扣。上海国货工厂代表专门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审查国定税则草案会议”，提出按商品种类实施差别征税原则，将进口商品依据其与本国产品的竞争关系划分为两大类，竞争性商品以轻纺工业产品为主，是民族工商业的主要经营领域，应对此类商品征收高额进口税以减少进口量；非竞争性产品涵盖工业原料、机械、交通工具等，这些是民族工商业发展所必需且国内尚无法自主生产的，应对此类产品征收较低进口税以降低民族工商业的生产成本。可是，关税政策的实际效果却与上述要求相左。

在1928年至1936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关税政策导致非竞争性进口商品的税率普遍高于竞争性进口商品。例如，1929年关税改革后，非竞争性进口商品的生产资料加权平均税率显著高于竞争性商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工业的发展。然而，尽管税率有所提高，非竞争性进口商品在进口总量中的比重仍然低于竞争性商品。1934年的新税则，受日本影响，对部分轻工业品的进口税率进行了下调，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同时，为了增加关税收入并保护国内棉纺织业，提高了对棉花、棉纺织机械、石油等产品的进口税率。这完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为此，上海市商会、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上海机械国货工厂联合会等团体曾掀起反对1934年税则的运动。成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通常是在高关税的保护下完成进口替代，随后降低关税，鼓励民族商品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然而南京政府的关税政策却远未达成这一目标。而且，由于东北沦陷和华北危机，大量日本商品通过走私逃避了关税。中国民营企业的压力依然很大。

关税自主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保护作用，和国民党实施关税政策的动机有关。为了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南京政府军费开支大得惊人，根据参考资料0和2，从1929年至1937年，军费支出占每年财政支出的比例在40%至50%之间波动，其中1933年和1936年分别占39.1%和36.3%。此外还要支付与军费相当的赔款。提高财政收入，已然成为政府经济活动中压倒一切的任务。鉴于南京中央政府将土地税的征收权下放至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便几乎全部落到了城市工商业的头上。

非竞争性产品在国内无替代品，即便税率提高，进口量并不减少，税收也因此增加。1924—1928年平均每年关税收入是1.21亿元，到1931年增为3.88亿元，以后仍保持在3亿元以上。根据参考资料2，在1928-1935年间，国民政府的收入中42.23%取自关税，而盐税和商业税分别占17.3%和9.16%，这些税收构成了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税收的总体情况，1931年—1932年度关税收入占全部税收的60.2%，占财政收入的49.5%。到了1936年—1937年度，尽管关税收入比例有所下降，但其在全部税收和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仍分别达到49.3%和30.3%。这一变化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1937年间进行的关税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效。从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看，此时的关税政策是十分成功的，但它削弱了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作用。

关于裁厘：厘金是清政府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设立的封建税种，此后一直沿用。当时全国共有厘卡735处，这张厘卡网，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完整性，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从清末新政以来，民族工商业者一直在倡议裁厘。1928年，国民党政府虽讨论过裁厘问题，但议而不决，转而将主要精力放在筹备替代厘金的“特种消费税”上。

1929年初，上海总商会联合80多个商业团体致电国民党政府，再次强烈呼吁裁撤厘金，并反对开征特种消费税。财政部复电解释称，全国裁撤厘金后，中央政府年收入将减少7600余万元，因此必须开征特种消费税。上海、南京等地商会再次发出呼吁，但国民党政府仍坚持己见，不肯让步。1930年底，国民党政府开始裁撤厘金，并永久废除一切厘金及由厘金变名的税目。

同时，还推行了两种新税：统税与特税（即特种消费税）。统税的征收对象涵盖卷烟、麦粉、水泥、火柴、棉纱等轻纺工业品，这些恰是民族工业的主要产品；特税的征收对象则包括木料、瓷器、纸类、茶叶、丝绸、茧等与民族工商业紧密相关的产品。新税的征收，致使裁厘后减轻的负担再度加重。1933年底火柴统税上调后，彼时国内规模首屈一指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于1934年按新订税率共缴纳税款2128281元，较按旧税率多缴纳1211194元，每月仅利息损失便达5万元。

裁厘为国民党政权带来了两大好处：一是借此开征新税，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削弱地方军阀的经济独立性。这两方面恰是国民党政府裁厘的主要动机，而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显然并非其首要考虑。当然，新增加的税收与厘金毕竟有别，前者属于封建税，对市场的破坏性极大。客观上，裁厘对于发展工商业是有利的。

关于币制改革。民国以来，中国的货币制度十分混乱，南京政府建立后也未改观。银元流通已极为广泛，完粮纳税皆以银元结算，然而银两在商业结算与国际收支中仍作为计算单位。银元与银两制度的并存，既增添了折算的难度，又加大了对外贸易的风险。同时，货币种类极为繁杂，涵盖各类银元、铜币，以及中外银行发行的纸币，总数不下二十种。

这般混乱的货币制度，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北洋军阀时期，社会各阶层已多次发出要求统一货币的呼声。南京政府成立后，1928年全国经济会议上提出并通过了“废两改元”“统一货币”的提案，然而因外国银行与本国钱庄的反对，该方案未能实施。直至1933年，“废两改元”正式施行，所有交易统一改用银币，禁止再用银两。“废两改元”统一了银本位制，有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不过，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容易遭受世界银价剧烈波动的冲击。

1934年6月，美国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并增强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实施了《白银法案》，规定政府大量收购白银，导致世界银价迅速上涨。这一政策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冲击，包括货币体系紊乱、贸易受阻和金融市场动荡，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经济陷入混乱。1934年，美国推出的《白银收购法案》导致国际银价迅速上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内货币供应量急剧减少，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物价下跌。这一系列经济冲击导致民族工商企业、银行、钱庄纷纷停业或倒闭。仅在上海一地，1934年就有510家企业倒闭停业，而到了1935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065家。

1935年2月，上海市商会致电南京政府实业部，要求采取措施，给以救济。南京政府紧急加征高额白银出口税与进口商品关税，基本遏制了白银大量外流的态势。此时，南京政府已经完成了银行业的国家垄断，借助这次白银危机，1935年11月推行进一步的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制，实行法币政策。改革的主要内容为：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作为法币，所有支付项目均用法币结算，禁止使用银元，民间持有的银币、生银及其他银行发行的钞券，将逐步用中央钞票兑换。

在经济史研究中，对币制改革的评价存在分歧。然而，从1927至1937年，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例如，1935至1936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8.86%，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约230亿美元，为日本的1.8倍，占世界经济的近4%，是近代中国经济的最高点。这些数据表明，币制改革在当时紧迫的形势下是必要的，它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和繁荣，直到抗战前夕，国民党并未滥用纸币发行权，而是通过国际市场的白银出售和债权发行，成功稳住了法币的对外汇率和国内物价，为1936—1937年国内经济的相对繁荣奠定了基础。其间，民族工商业受惠显著。

另一种观点认为，币制改革并非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是国民党为谋求金融垄断，进而全面掌控国民经济，迟早必然要采取的步骤。国民党政府通过法币垄断，掌控了纸币发行权，聚敛了华商银钱业的白银存底，削弱了地方军阀所办地方银行的实力。

两种观点并非根本对立，前者基于当时的实际效果，评价币制改革的积极效应；后者则从后续发展走向出发，剖析其“不良动机”。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确实同时存在。

总起来说，在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包括关税自主、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这些政策显著改善了市场环境，促进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并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但是，前述经济政策都是以国民党政权的自身利益至上为出发点，没有刻意去培育民营企业。美国学者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中写道：“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中指出，国民党政府在城市经济方面存在根本性缺陷，其领导人将最高优先权置于国家军事和政治统一上。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在初期实施了关税自主、货币统一等政策以增强经济独立性，并在抗战时期实行了战时统制经济政策，但整体上，城市经济被视作财源，政府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投入有限。”

四

北洋政府时期，国家资本急剧衰落；南京政府建立时，国家资本已颇为有限，所接收的北洋官营企业大多低效亏损，在国民经济中，民营与外国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国民党政权明确表示要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1928年11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通过了《建设大纲草案》，其中明确规定：政府应当积极鼓励个人兴办实业，凡是可以由私人资本经营的，都应尽量交由私人资本来办理。此外还颁布《现行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和《工业奖励法》，鼓励民营企业改进技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政策的实际成效却相当有限。此时，南京政府虽试图掌控经济，主要采取发行债券、增设税目等手段，但国家资本发展缓慢，反而为民营企业留下了较为宽松的经济活动空间。从1927—1930年，民营企业获得了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在发行债券、征收税目的过程中，鉴于民营企业是主要的财政来源，国民党政权对其产生了较大的依赖。国民党政权愈发感到，有必要将国民经济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到了南京政府后期，打着“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旗号，国家资本开始迅速地膨胀起来。其首要步骤便是实现金融资本的国家化。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银行业的商业化特征显得尤为显著。商办银行的数量以及实收资本总额，均超过了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例如，根据1912—1925年的数据，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的设立情况显示，商办银行在资本额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官商合办银行中，商股通常占据优势，并取得实际控制权。即便是在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中，官股也逐渐成为附庸，政府对这些银行的控制力减弱。南京政府成立初期，银行的商业化性质未发生改变，只是其公债政策促使政府与银行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192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拨给2000万元资本，正式成立中央银行，总行设于上海。该银行作为民国时期四大银行之一，享有发行纸币、代理国库、募集或管理国内外公债等特权。1934年，中央银行资本增资至1亿元。宋子文和孔祥熙先后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其中宋子文还兼任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则在宋子文与蒋介石产生分歧后接任总裁职位。

1935年3月，南京政府以近乎欺骗的手段攫取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股权。同年4月，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资本总额达1000万元，由孔祥熙担任董事长，成为国家特许的专门农业银行。中、中、交、农四行，加上1930年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以及1935年11月由中央银行拨款1000万元设立的中央信托局，共同构成了国民党政府垄断金融业的“四行二局”。国家金融体系基本形成。

国民党政府还向私营银行渗透。1929年11月，中国国货银行成立，这是一家官商合办银行，政府凭借不过半数的股权便控制了该银行。1931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加入官股的方式控制了新华信托银行；1936年，对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加入官股，使其变为官商合办银行；同年，收购改组广东银行，并由宋子文出任董事长；1937年，分别对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加入官股，使二者均变为官商合办银行。到1938年止，在147家新式银行的资本总额41285万元中，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的资本总额已超过25000万元，占60%以上；就营业额而言，各行在1936年底共达727589万元以上，而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计450000万元之多，占总额的61.9%。

此外，国民党政府趁钱庄境遇不佳，令中、中、交三行借款1800万元，由财政部组建“钱庄监理委员会”，对上海钱庄实施控制。银行成为国家官僚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后，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听从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相应地，它们与民营产业资本之间相互促进的良好势头也就中断了。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接管了北洋政府的国有铁路，设铁道部负责修筑和管理全国铁路。公路全部归中央政府或各地方政府所有。南京政府还首创中国航空事业。通讯产业有所发展，都逐渐由交通运输部统一管理起来。航运业中民营的比例还比较大，但中国最大的船运企业轮船招商局1932年被当局收为国营，孔祥熙、宋子文还千方百计将权力的触角伸向民生轮船公司。

1935年资源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政府开发工矿业的正式组织。它举办了煤、石油、电力等能源企业和钢铁、大型机械和化工等基础工业企业。到抗战爆发，南京政府举办的工矿企业在全国工矿业投资中开始占到15%左右。此外，在东北、广东、山西，地方政府所办的官营企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府投资建设基础产业在工业化之初是合理的，因为基础产业投资大，民间资本或是财力有限不足以投资，或是因利润稀薄而不愿投资。但是，国民党政府此举不是为了弥补这种“市场缺陷”，而是为了全面控制国民经济所采取的一个步骤。这些企业一经成立，就具有官僚垄断色彩，政府明确规定它们独享某些领域的经营权，比如，资源委员会就享有钨、锑、锡的出口垄断权。它们排斥市场竞争，挤压民营企业。联系国民党后来的举措，它实现国家垄断经济的步骤是这样的：先金融业，再基础产业，最后是轻工业。

五

传统中国是一个缺乏产权保护的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倡导的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民间，则是平均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国家本身常常是产权的最大危害者。由于现代化的传导性，在产权制度尚未确立的情况下，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在近代中国早产了。北洋政府时期，名义上颁布了确立财产所有权的法规，实际上形同虚设。可是，没有产权制度的确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缺乏基本的制度保障和动力。

南京政府的建立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他们渴望尽快结束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做他们的保护神。但是，为了维持庞大的军事和政治开支，1927年5月，南京政府却发行了3000万元的公债。政府代表逐个商店、逐个工厂强行推销。对于不向政府捐款、不认购公债的商人和企业家，就采取通缉、逮捕、查封资产，甚至绑架和敲诈。

据一项比较保守的估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二个月中，上海各界向政府提供的钱款有将近1亿元之多。这种对私有产权的肆意侵夺再现了传统中国极权官僚制的劣根性，而且，这种充满了匪气的行为造成了一度的白色恐怖。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权的信心受到很大打击。

如果说侵犯产权的极端做法是为平息军阀的战争所迫，尚有理由的话，1928年6月全国经济会议上，商界代表提出“保护商人财产”的议案遭到拒绝，则表明国民政府根本不理睬资产阶级对保护私有产权的要求。该议案要求“所有私有财产，如船舶、面粉厂、工厂、矿山等等，现在仍被政府当局所占据者，应一律立即归还，所有非法没收的财产也同样立即归还原主”。上海闸北的工商资本家为维护自己财产不受侵犯，甚至组成了一个闸北商团，上海总商会也公然抗拒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解散命令，继续拨款予以支持。可惜的是，这些抗议和争辩要么遭到冷落，要么被强力予以制服。

南京政府站稳脚跟后，对待民营经济，充满匪气的强占强取是没有了，但并没有致力于产权制度的建设。相反，把中国的产权问题推向一个更为尴尬、复杂的境地。国民党开始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形成了大量产权关系模糊的经济组织。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是权力的衍生体，在经济生活中处于强势地位。它们一经形成，立即成为建立产权制度的障碍。

此外，为了发展国家垄断资本，通过兼并、控股等手段巧取豪夺民营资本的事情时有发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规模分别位于全国银行业的第一和第三，1935年3月，中央政府以救济金融恐慌为名发行金融公债1亿元，其中1500万元拨中国银行增资，1000万元拨交通银行增资。银行界接受这些公债，本来是作为政府向银行贷款的担保物，但中央政府却强行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将增拨的公债作为政府的官股。这样一来，政府用一堆债券骗来了对两大银行的控股权。

银行国有化后，南京政府控制、吞并民营企业的手段就更加完备了。1933年，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公司发生困难。以陈公博为部长的实业部对申新进行苛刻调查，故意贬值估价，指责申新管理不善，提出由政府接办申新，并在报端制造收归国有的舆论。荣氏兄弟在同行业资本家的帮助下，据理力争，才终于幸免于难。

另一著名民营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却没有这样幸运，1937年，宋子文控制的广东银行趁公司经营困难，以比市价15元低2/3的价格（即每股5元）购买了南洋公司的一半股票，控制了该公司。至于地方政府，由于军阀作风的残存，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的现象更是所在多有。

纵观南京政府十年，它在提供产权保护这个公共产品方面无所建树，而且它本身就是危害产权的最大强势力量。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六

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又一个方面是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进步经济力量，它的充分发展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南京政府十年期间，政府在加强经济控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政治控制，民营企业越来越走向政治体系的边缘。

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权的衰落使民间经济力量的政治独立性相应成长，他们通过商会等自主性社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享有了一定发言权和政治自由。北伐战争爆发后，他们站在国民党一边，给予大量经济支持。他们天真地认为，既然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权，那么，他们与这个政权的关系就是股东与经理的关系，所以他们不客气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其中包括政治上的发言权，并组织各省商会联合会，准备参政。1927年12月，上海总商会电邀各省总商会在上海举行“各省总商会代表大会”，蒋介石、戴季陶、孔祥熙亲临致贺，大会在最后宣言中希望商人“积极参与政治，以符合全民政治之实际”。

南京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对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些拉拢的做法。“四·一二”政变及《劳资争议处理法》的颁布满足了资产阶级“解决工潮”的要求。1928年6、7月间，蒋介石集团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财政会议及铁路会议，专门邀请资本家代表出席，倾听他们的意见。南京政府还把江浙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请到政府机构中，授以一定的职位。

但是，国民党是靠军事起家的，权力不是来源于社会的委托，它更相信军事立国和全面控制，无意把资产阶级作为政权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为了筹措军事与政治经费，就不惜使用绑架、敲诈等手段，粗暴地向民营企业摊派。当资产阶级的参政要求与国民党全面控制社会的企图冲突时，国民党就准备彻底制服他们。

上海商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大的组织和代言人，1928年8月，它以经济力量为后盾，提出了裁减军队、限制军费、保护私有财产、减轻税负、编制全面预算等建议，强烈要求南京政府接受。遭到拒绝后，双方对立相当严重。同年，国民党修订《商会法》，并另订《工商同业公会法》，在整顿工商团体的名义下，把上海总商会与其他更直接受到国民党控制的商会组织合并，削弱总商会的独立倾向。国民党中执会进一步规定：上海商会须遵守上海市行政当局的管辖，所有商会成员必须信仰三民主义。商会的独立性被进一步阉割。

对于蒋介石的“恐怖政策”和背信弃义，资产阶级极为不满，到“九·一八”事变前，这种不满已积累到了相当程度。1932年国难会议前，上海议员62人准备了一个提案，其核心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些人主要是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包括虞洽卿、陈光甫、杜月笙、黄金荣等。但南京政权决不允许资产阶级作为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存在，更不能容忍作为反对派而出现。为此不惜使用卑鄙手段，1933年、1934年，国民党暗杀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杨杏佛、史量才。1935年以后，国民党通过金融资本国家化逐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控制，随着经济独立性的丧失，资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被扫除殆尽。

国民党看似成功的政治控制蕴含了极大的危机。新兴政治力量的出现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是政治参与扩大的表现。政治参与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政治制度化，从而把新兴政治力量整合起来，否则就会产生政治动乱。资产阶级是现代化中的新兴力量，而且是倾向于稳定的力量。国民党对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压制，意味着把他们排除在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之外。这样，资产阶级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异己力量，加入反对现政权的行列之中。

七

到1936年，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处于经济起飞的前夕。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十年，中国的民营企业有较大发展，城市工业化也相应取得显著成就。按照章长基的估算，1912—1936年，中国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为9.4%，其中1931—1936年年均增长9.3%，如果把东北除外，1931-1936年工业年均增长率为6.7%。即使减掉估算中的夸大成分，增长速度仍相当可观。

但是，这种成就只是器物层面的现象，前面的讨论说明，在制度层面上，特别是在政企关系上，南京政府十年的主导性倾向是与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国民党政权强调自身利益至上，倾向于控制国民经济、压制民营企业、发展国家资本，到抗战前夕，已经为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作好了种种制度安排。

这十年，国家资本的膨胀还比较有限，民营企业还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民营企业充分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已经开始中断了。中日战争爆发后，在战时状况的推动下，官僚资本加速膨胀，很快就垄断了国家经济，相应地，民营资本急剧衰落。这样，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又一次失败了。革命史的研究往往关注国民党的政治反动性所导致的军事失败。事实上，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化努力上的失败有着同样深刻的意义，而这一失败的根子在南京政府十年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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