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之二十九篇:南京拉贝旧居

年前，少年时的同学闺蜜归国，约于金陵相聚。南京大学校友的她，带我参观了拉贝旧居，位于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南京地铁珠江路站1号口出来便是。

这里是1932~1938年间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处代表John Rabe （约翰•拉贝，简称拉贝）先生的住宅。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幢房子默默地伫立于中山路与广州路的路口，甚至一度无人知晓它里面发生过的那些惊心动魄。

南大同学说：这里曾是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在校园边边角，靠马路的地方，这一带曾经开过餐厅，她来过这里，当时并不知道是拉贝旧居。

二十世纪末，当《拉贝日记》公之于世后，全国掀起了拉贝热，当年拉贝在南京的故居也引起了媒体关注。1997年3月，《拉贝传》作者黄慧英女士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的记者，找到一位名叫王世清的老人，老人把他们领到这里。老人回忆说他当年曾在这里避过难，他清楚地记得拉贝就住在这座宅院内，连院子四周的围墙还是当年的样子。他说当年院子大门口有西门子公司的牌子，还贴有布告，用于禁止日本兵骚扰。

另外一位81岁的丁永庆老人，当年居住在广州路10号之1，与拉贝故居近在咫尺。他充满感激之情地回忆说：“拉贝是个大个子，待人很好。他在院子内搭有芦席棚，让周围的居民居住，供吃供穿。我在这里住了近一年。”

…….这样最后拉贝故居被确认是现在的小粉桥1号。

自1997年起，在政府的支持下，南京大学开始对拉贝故居进行保护，着手规划将故居修建成纪念馆。2003年9月，时任德国总统的约翰内斯•劳先生访问南京大学时，对拉贝故居修复表示了关注。继总统访问南京之后，西门子中国公司和江苏博西家用电器销售公司自2004年夏天起，与南京大学就拉贝故居修缮项目进行了全面沟通。在各方不懈的努力下，建设资金由德方捐赠，南京大学负责故居的修缮、纪念馆建设和管理工作。拉贝故居修缮工程于2005年末启动，2006年10月31日正式对外开放。

纪念馆为西式砖木结构楼房，现存主楼、附楼及庭院三部分，通过300余张历史照片、50余件实物展品及数字化展示手段，呈现了那一段特殊时期的历史记忆。

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拉贝早年丧父，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在汉堡当学徒。1903年，拉贝在老板的推荐下去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一家英国公司工作，1906年因染病离开非洲回国。

1908年，约翰·拉贝来到中国北京，次年10月25日，他和女友道拉Dora结婚。

1911年冬，拉贝进入著名的德国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工作，出任会计兼文书。拉贝的勤奋和才能受到公司负责人的赏识，很快就升任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

1911年，他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电讯台，后来又在上海另建一个新电台。其实一直到拉贝1938年回国，西门子一直享有中国海军使用西门子电讯台装备的垄断权。

1913年，西门子北京代表处搬到了北京灯市口，公司在办公楼附近为拉贝盖了一所住宅，拉贝受聘担任代表处销售经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德国人在中国遇到了许多麻烦，但是拉贝和他的朋友在关键时刻，总能得到善良的中国人的帮助。1917年张勋复辟时，北京城区发生枪战，拉贝在自己的家中曾收留了一大批难民，并为他们提供食宿。

1918年11月11日，德奥同盟国战败投降。拉贝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必须被遣返回国。1919年3月初，拉贝和妻子带着8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返回了德国汉堡。

1920年，拉贝返回中国。出乎意料的是，他留在北京的房屋和财产，还原封不动地保存在那里，这件事让他难以忘怀，逢人必讲中国人的善良。

1925年，西门子在北方的总部由北京迁到了天津，拉贝到天津任代表处的负责人。

1930年11月，拉贝从德国回来，被西门子上海总部任命为南京代表处负责人，1931年11 月2日到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住在下关一栋临时租赁的二层楼内，经销通讯器材、防空报警系统、电话系统、交通材料等。

1932年夏天，拉贝同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谢家声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学校建一座集办公与居住于一体的房屋出租给拉贝。房屋位于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是一幢西式花园别墅。这里既是他的住宅，也是他的办公地。大门旁挂着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招牌，他在这里生活得十分满意，深深爱上了南京这座城市。

1934年，拉贝为了解决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德国职员孩子上学的问题，创办了一所德语学校。校舍就设在拉贝旧居的一排平房内。学校共有20多个德国孩子，拉贝是学校董事长，教师都采用聘任制。为了这所学校的办学经费能取得德国政府拨款，拉贝按照要求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党即纳粹党。

1937年，战争的硝烟逼近南京，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拉贝被推选为主席。大家选拉贝有个现实考虑——拉贝是德国人，又是纳粹党员，日本人多少会给面子。拉贝及其领导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出于宗教仁爱之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尽全力照顾、保护处于日军恐怖暴行下的中国人，并揭露战争罪行，呼吁和平。

其实，德国驻华大使馆曾多次通知拉贝尽快离开南京，在经历一番精神和灵魂的搏斗后，拉贝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留在南京。拉贝认为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得到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1937年11月25日，拉贝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意思很直接：请求元首出面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

安全区亦称“难民区”，安全区委员会在城里划出3.88平方公里的区域，以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为中心，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所难民收容所。

12月1日，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向该委员会移交了南京安全区的实际管理权，他交给委员会3万袋大米，1万袋面粉和一些食盐的存条，并允诺拨款10万元法币现金和450名警察。

国际安全区当时承担了以下六大任务：一、安全区的安全保障，二、难民安置，三、食品供应，四、建立卫生设施，五、医院抢救，六、警察管理等。为了保证安全区内的安全，安全区委员会决定在安全区内所有出入口设置路障，标志警戒线，同时派臂戴安全区标记、手握手枪的警察站岗，对进入安全区人员进行入区检查，负责对安全区边界的守卫。

拉贝和他的朋友们，创造了一个奇迹，面积占全城总面积八分之一的安全区，成为南京市唯一一块得以幸免火灾的绿岛。南京安全区内没有发生日军纵火事件,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等优秀建筑以及宁海路,颐和路一带几百幢私人小洋楼得以保存，完全得益于国际安全委员会强有力的保护。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古城金陵陷入黑色恐怖的深渊。拉贝等人还设法将南京安全区的成立转告上海的日本军方，并设法把安全区地图转交日军，请日方进攻南京后不要骚扰安全区。

南京沦陷前后，南京市民以及外地逃来的难民，蜂拥进入难民区，少数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也进入安全区避难。每个难民区都人满为患。为了让难民能够生存下去，国际委员会在安全区开设三处粥厂，每日施粥两次，时间长达2个月。为了防止瘟疫的流行，国际委员会从上海购买豆类、鱼肝油等物品以及防治白喉等疾病的药品，运进南京，同时修建专用厕所，及时将垃圾和粪便进行清理，以避免瘟疫的发生。国际委员会利用基督教医院——鼓楼医院收治大量病人，同时救治被日军杀伤的南京市民。

除了在安全区内，他和十多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外；拉贝还在自己的此处住所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包括南京卫戍司令部的龙应钦、周清锋等在内的高级军官，都躲藏在拉贝家二楼，还有一名飞行员黄光汉躺在拉贝家里养伤。拉贝的住宅被称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他在院子防空洞旁边，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帆布上画了德国国社党党旗, 以警告日本轰炸机不许侵犯。由于拉贝的得力呵护, 他院子里和地下防空洞里藏匿的600多名难民，没有一个伤亡。

这段岁月里，他在这幢小楼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

▲院内防空洞入口，清风书叶摄

600多人住在这片小楼区域内，吃喝拉撒怎么办、传染疾病怎么处置，想必各位看官都不知如何面对吧。

1938年1月底，日军当局开始强迫安全区难民各自还家，当月拉贝要回国了。2月17日，魏特琳为拉贝在金陵女大难民营组织了一个告别茶会。茶会后，当拉贝走出会场时，3000多名女难民围住了大门，跪下来哭叫着要求拉贝不要丢下她们不管。拉贝心情沉重，指定了威尔逊·米尔士牧师为自己的接班人。

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解散，改称“南京救济国际委员会”。

▲实景图片由清风书叶摄于南京

1938年2月23日拉贝离开了南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拉贝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国民政府授予拉贝三色彩玉勋章。拉贝到达上海后受到上海人民的热烈欢迎。3月16日，拉贝乘船返回德国，他还在海上旅途中，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就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拉贝一枚奖章。

1938年4月15日，拉贝回到德国柏林，之后他在柏林西门子城、德国外交政策局、远东协会、国防部等地连续举行报告会，播放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大屠杀影片，并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罪恶。

1938年6月8日，一封信从柏林寄往德国最高权力中心，写信的人正是拉贝。信里附着一份沉甸甸的报告，还有一卷影片胶卷，记录的是半年前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拉贝满怀期待，等着回信。几天后，敲门的不是邮差，是两名盖世太保，他被逮捕了。由于拉贝在西门子公司的业务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西门子公司总裁卡尔.弗里德里希以拉贝在国际上享有声望为由，将他保释出狱。但拉贝被警告：从此以后，不得再作报告、不准出书，尤其不准再放映马吉在南京拍摄的有关日军暴行的影片，甚至不许他写信、不许打电话。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拉贝由于他纳粹党员身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46年6月，他才被宣布为非纳粹化人士。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南京人民为他募捐，寄赠钱和食物，使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勇气。

1950年1月5日，拉贝跌倒在西门子公司的办公室里，他的同事们把他送回家。就在这天的午夜，拉贝因中风去世，后遗体安葬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