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攻克南京后掠得大量财物,财政困难的清廷为何不敢追查?
1864年7月19日，湘军以火药轰塌天京城墙二十余丈，蜂拥而入，统治东南半壁十余年的太平天国政权宣告覆灭。为剿灭天平太国清廷早已深陷财政泥潭，国库空虚到连官员俸禄都七折八扣，京城旗人穷困潦倒，甚至有因生计无着而跳护城河自尽者 。此时，传说中太平天国存银高达一千八百万两的“圣库”，成了清廷唯一的救命稻草。然而，天京城破后，清廷为何会对这笔巨额财富的去向保持沉默。自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以来，清廷为镇压起义耗尽了国库储备。湘军围攻天京三年，仅这一支军队历年欠饷就达数百万两，全国文武官员俸禄七折八扣，京城旗人生活困顿，有的甚至靠变卖衣物维持生计 。在这种绝境下，清廷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推行“人无私财，物物归上主”的圣库制度，所有公私财物必须上缴，存放在水西门灯笼巷的圣库中 。清军奸细张继庚曾密报，圣库初建时存银高达一千八百万两，这笔财富若能缴获，足以缓解清廷的燃眉之急，甚至能还清所有积欠饷银。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多次在朝堂上提及此事，将其视为朝廷财政的“救命钱”。1864年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城墙，主帅曾国荃默许部下搜杀抢掠，遵循“城破后纵兵大掠三日”的不成文规矩。湘军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惨状：“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 。”连文书先生、伙夫、苦役都进城大发横财，兵勇们肩挑手提，大箱小包，络绎于途，如同蚂蚁搬家。湘军的抢掠从地上发展到地下，在城内到处拆房、挖穴、掘塘，不惜掘地三尺搜寻窖藏，许多人家的坟墓也未能幸免。将领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大量金银后，当即纵火烧屋以灭迹。抢到财物的湘军互相夸示，甚至将所获财物公开拍卖。曾国荃、萧孚泗、彭毓橘等人雇来数百艘民船，源源不断地将财物运回湖南湘乡老家，曾国荃更是因此一举跻身湘乡首富。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城中老弱因无力搬运财物而遭毒手，婴儿和幼童被当作游戏的对象砍杀，妇女被劫掠一空。湘军将不再抵抗的太平军俘虏当作搬运工，利用完之后才释放，而那些年老体弱的人则“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都是老者。赵烈文试图阻止，四处奔走相劝，却无济于事，只能在日记中写下“人间地狱”四字。天京攻破约一个月后，曾国藩向朝廷递上了一份精心撰写的奏报。奏报中称，多年来中外纷传洪秀全金银如海，他与曾国荃早就商量好，破城后查封钱库，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但攻克天京后搜杀三日，王府馆衙一炬成灰，仔细查询后发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钱库。曾国藩还提讯了李秀成，李秀成供称“圣库”早在天京事变后已空虚，后期更是只出不进。这份奏报给了清廷一个台阶。朝廷收到奏报后批复：“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表面上看，此事就此了结，但在慈禧和满洲贵族看来，天国圣库肯定是被曾家兄弟和湘军私吞了。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高层对此心知肚明，但当时拥兵三十多万的湘军势大，清廷根本不敢深究。清廷不敢深究的原因在于湘军势力已如日中天，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攻破天京时，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达十二万人，配备了当时先进的火炮，这支军队不接受朝廷节制，只听曾国藩一人命令，是有清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全国总督八缺旗人只占二缺，十五缺巡抚中旗人一个也没有，这些地方督抚大多是湘军集团将领，清廷的地方控制权已被严重削弱。太平天国被灭后，湘军立即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慈禧太后和满洲贵族们发现，手握军政大权的地方督抚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汉人，湘军控制了江南的半壁江山。朝廷虽然猜忌日深，但面对这支能征善战的强大武装，一时无力制约，只能暂时隐忍。为防范曾国藩，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军事上，湖广总督官文虎踞长江上游，都兴阿、富明先后任江宁将军驻扎扬州、镇江，僧格林沁率满蒙马队驻扎皖北，形成对湘军的包围之势；人事上，慈禧挑动湘系内部的矛盾，扶持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让各方相互制衡；甚至派人潜入湘军吉字营偷出花名册，诬陷几百名士兵为哥老会成员，以此试探曾国藩的反应。江西巡抚沈葆桢更直接扣留了曾国藩部将萧孚泗运载金银和美女的船只，给曾国藩制造难堪。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险，他对历代功臣“兔死狗烹”的下场心知肚明。早在湘军筹建之初，咸丰皇帝就因有人提醒“匹夫居闾里，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而收回成命，不敢让曾国藩放手去做，这种猜忌始终存在。面对清廷的猜忌与压制，曾国藩做出了关键决定：主动裁撤湘军。战争刚结束，他就上奏朝廷要求就地解散湘军，比朝廷催得还急。十二万人的部队，除了少部分留守外，全部遣散回籍。同时，他采取“裁湘留淮”的策略，保留李鸿章的淮军，让朝廷对淮军没有猜忌 。曾国藩的裁军行动极为迅速：1864年8月27日，曾国藩奏称已经遣散湘勇近万人；10月12日，两万五千人基本裁撤完毕，曾国荃也已启程回乡 ；短短几个月内，将湘军吉字营裁去百分之九十四 。他还劝曾国荃解甲归田，离别南京时送弟联语：“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 。除了裁军，曾国藩处处低调行事。同治皇帝委任地方大员前征询他的意见，他一律表示不敢插手，说“疆臣既专征伐，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外重内轻之渐，不可不防”。这些姿态让清廷逐渐对他放下心来，认为他没有拥兵自重的野心。关于太平天国财宝的下落，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被湘军将士私分，有人说被曾国荃运回湖南，也有人说“圣库”早在天京事变后就已空虚。据李秀成供词，“天京事变”后“国库无存银米”，他不得不变卖自家女眷的首饰来救济难民。随着补给通道被湘军切断，“圣库”几乎只有出项没有进项，难以剩下多少金银。太平天国圣库制度在后期确实已经崩坏，洪秀全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曾暂管圣库，私自篡改入库登记，把苏浙运来的绸缎、金银直接划拉到自己的腰包中，甚至看守士兵与地方胥吏勾结，用劣质糙米替换入库的精米，将精米倒卖到黑市。上层的混乱很快蔓延到地方，中下层将本应上缴圣库的财物截留，纳为自己的私财。曾国藩在这场危机中展现了过人的政治智慧。他既满足了朝廷的体面，又保全了自己的家族和部下，还让清廷无法继续追查财宝的下落 。这种以退为进、功成身退的做法，使他成为晚清历史上少数得以善终的功臣 。主动裁军后，曾国藩的湘军大部分被解散，仅剩的两万精英由刘坤一统帅，湘军威望一蹶不振，朝廷得以转危为安，曾国藩也得以保全善终 。天京劫难后，湘军将士将掠夺的财富大量运回湖南，湘乡、衡阳等地一时出现“盖新房、娶新妇”的热潮，许多湘军将领一夜暴富，曾国荃更是成为湘乡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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