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韵百年,档案留芳:南京中山植物园

南京中山植物园的诞生，源于中山陵的建造。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留下遗愿：“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遵照先生遗愿，决定在钟山南麓营建陵寝。

1926年，中山陵工程开始建造，金陵大学树木学教授陈嵘建议在陵园内开辟植物园，既能丰富陵区景观，又可开展植物学研究。同年7月27日，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陵园内设立中山植物园计划。

陈嵘

傅焕光

这项重任落在了年轻的林学家傅焕光肩上。傅焕光，江苏太仓人，早年留学菲律宾大学学习森林学。1927年任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场长。

南京市档案馆馆藏

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为筹建植物园致张静江、孙科函

（1928年7月30日）

1929年年初，傅焕光与陈嵘勘定明孝陵全部，东至吴王坟，西迄前湖一带地为植物园园址。又邀钱崇澍、秦仁昌实地勘察，予以规划，由章君瑜绘制完成“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设计图”。同年3月，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45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设立“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亦称“孙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7月1日，南京东郊正式筹建“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全园占地达3600亩，西起琵琶湖，沿明城墙至龙脖子，北以紫金山南麓小路为界，包括凉水坑、小虎山和廖仲恺墓等地，东边延伸至梅花山，南抵明城墙及前湖水面。

建园宗旨明确而深远：搜集国内外植物资源，作植物分类、形态、生理等研究，并引起民众对自然美及植物学之兴趣。这一宗旨延续至今。

建园之初，植物园方面与中国科学社生物所、中央研究院植物所以及金陵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创了中国大规模驯化栽培野生树种的先河。

基于对南京气候、紫金山地质与土壤的深入研究，傅焕光确定造林方案：在高山上，以松类等常绿针叶林为主，植马尾松、赤松、黑松等；山坡以麻栎、枫香等阔叶林为主，以增加植物多样性，防止病虫害。

在封山育林的同时，植物园积极开展国际引种。至1937年，已从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印度等十余国引进树种1300余种，涵盖松柏、槭树、蔷薇等多个科属，不仅丰富了园内植物多样性，也建立起与邱园（Kew Gardens）、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等国际知名机构的学术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今日南京闻名遐迩的“梧桐大道”，亦源于此时期。傅焕光从上海法租界购得1007株法国梧桐（实为二球悬铃木），栽植于迎榇大道两旁，成为城市绿化的经典范例。

然而，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沦陷，植物园建设被迫中断。工作人员撤离，园区陷入长达十余年的荒废。即便如此，以植物学家单人骅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在辗转西迁途中仍坚持野外采集，“走到哪里采到哪里”；每次疏散，标本保管员总是首批撤离——只为守护那批凝聚心血的植物标本。

抗战胜利后，傅焕光于1946年重返南京，出任总理陵园管理处处长。他将赴美考察带回的薄壳核桃（碧根果）等种子，在石象路等地进行试种。科研保育与引种工作均为植物园的复兴埋下希望的种子。

植物园花房工程的估价表

（1947年9月26日）

南京市档案馆馆藏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植物园带来历史性转机。1950年，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接管植物园。

1954年2月，原“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划归中国科学院，定名为“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实行“园所合一”管理体制——从此，植物园由纪念性园林转型为国家级科研机构。

同年，由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的综合办公楼落成。红墙青瓦、飞檐翘角，至今矗立于北园，成为历史与科学交融的象征。

1960年，在植物园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南京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员迅速增至300余人。1970年，划归江苏省管理，更名为“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1993年起，实行江苏省与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体制，定名沿用至今：“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

1999年，占地广阔、功能完善的南园启动建设，依景观与功能划分为热带植物宫、禾草园、盲人植物园、红枫岗、盆景园、蔷薇园、药物园、松柏园、树木园、植物分类系统园等27个专类园区。

历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南京中山植物园现已收集保存活植物约12000种（含品种），建成专类园27个，馆藏植物标本逾80万份。其中不乏珍品：最早的标本采自1816年的美国，距今已210年；最早的中国本土标本由法国传教士于1867年在华东地区采集，具有极高历史与科学价值。

如今，它不仅是我国华东地区重要的植物资源保育与研究中心，也是面向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基地和生态休闲空间。每一片叶子、每一株古木，都承载着从纪念孙中山先生出发，走向科学强国之路的厚重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