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年底，奉天上空那面旧旗落下了，新旗得以升起。表面看，这仅是一次政治表态；可在当时，它像一块石头砸进了东北以及东亚局势的深水当中。张学良宣布开展东北易帜工作，意味着北洋体系最后一块大地盘，开始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正统名义。中国终于在名义上把长期分裂的状态结束了，这算得上是民国史上的一步大棋。 但也正因为这一步，日本所看见的，并不是一个更好控制的中国，而是一个有可能重新聚拢起来的中国。
日本对于东北的觊觎，并不是从易帜那天才开始的。日俄战争后，它就在南满铁路、驻军、矿产以及商权上层层加码，早就已经把东北视作利益重地。在皇姑屯事件当中，张作霖被炸死，背后普遍被认为和关东军有关，这已经说明，日本内部激进力量并不满足于“影响东北”，而是想更直接地去塑造东北的政治走向。可张学良没有按照他们设想的路径去走。他没有继续在南北之间长期骑墙，而是选用了易帜。这对南京来说是统一，对日本而言却近乎是“失控”的信号。
问题也就在这里。南京政府所谓“统一”，很大程度上仍是名义上的，地方军政格局并没有马上被彻底整合，中央权力也远谈不上稳固。可国际政治有时并不会等你把内政理顺。日本尤其是关东军，会更在意趋势：一旦东北不再是可以居中操弄的缓冲地带，而开始被纳入中国统一叙事，日本就会担心下手的窗口正在缩小。 这种焦虑，未必来自中国当时已经多强，而恰恰是来自于中国有可能会变强。
所以，1928年后的危险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加速逼近。易帜并没有去制造日本的野心，却刺激了它的时间感。此后几年，日本在东北问题上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急，直到“九一八”事变，终于把早就蓄着的力量给彻底推了出来。很多历史转折并不是因为一方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而是另一方害怕你终有一天会准备好。 这才是易帜之后最为冷酷的一层现实。
回过头来看，张学良的选择具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它让中国在法统以及国际名义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历史的讽刺也在这里：统一的旗帜刚升起，外部强敌就把刀磨得更快了。 弱国最艰难的处境，往往不是分裂时没有人尊重，而是刚露出一点整合迹象，便会先遭到围堵。在权力、利益以及恐惧交织之下，别人的野心，常常比你的进步要更早开展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