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联合体”：概念的澄清以及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比较

马宇超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倾向于将“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视作完全等同的概念。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概念史梳理可以发现，自由人联合体虽根植于现代性，但其本质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共产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既有深层关联，也存在重要差异。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均以消灭阶级对立、实行生产资料公有以及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特征。然而，从词源与理论侧重来看，共产主义更侧重于总体性与所有制变革，强调对共同财产的占有；而自由人联合体则更突出个体的自发联合与主体间性，强调生产关系的动态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共产主义作为核心纲领居于主导地位，而自由人联合体则主要表征未来社会的具体组织形式。澄清这两个概念的差异，有助于深化理解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张力、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以及联合体概念在当代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共同体；联合体

共产主义社会和自由人联合体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但也有学者辨识出两个概念存在差异，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有何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1]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注意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和“自由人联合体”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性，并更为细致地将两者称为“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意义的共产主义”和“广义的哲学意义的共产主义”,认为“狭义的共产主义不是人类发展的目的，而是实现广义的共产主义即哲学上的‘完成了的自然人道主义’的手段”^[2]。笔者赞同其做出的区分，然而将“共产主义社会”视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手段却失之偏颇：一方面，该文作者仅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出发作出了这一区分。众所周知，“44年手稿”是一份双重逻辑的文献^[3],这两重意义是否是双重逻辑所带来的问题无法得到排除。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分析囿于“44年手稿”,导致该文的划分忽视了共产主义同样具有政治实践意义，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所言：“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539。笔者试图通过分析马克思的文本，澄清其“自由人联合体”概念，辨明这一概念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的异同。

一、“自由人联合体”概念的澄清

“自由人联合体”概念的内涵一直未得到较为明晰的界定，日本学者道盛诚一认为“‘联合体’概念尽管我们都很熟悉，但仍然没有得到概念上的澄清。”^[5]这导致了这一概念长时间与共产主义社会完全等同，成了共产党人对新社会繁多称呼中的一个。

1.“自由人联合体”概念的发展

首先，从概念的发展上来看，“自由人联合体”并非马克思完全原创的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使用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德文是“Verein freier Menschen”。这一词组直接来源于洪堡的《论国家的作用》,洪堡所使用的词是“Vereinigungen freier Menschen”。此外，许多早于马克思或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德国、法国思想家也广泛使用“Verein”或“Association”概念，如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合体(“Verein”)、蒲鲁东的进步的联合体(“association”)、傅里叶的联合体(“association”)、拉萨尔的生产性合作社(“Produktivgenossens”)等。甚至在马克思之前，卢梭就已经开始使用“association”一词，日本学者对卢梭的联合体和马克思的联合体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6]。也有学者对赫斯的自由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影响展开了研究^[7]。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概念对以上如此种种联合体概念进行了吸收借鉴并对其辩驳与超越。

就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自由人联合体(“Verein freier Menschen”)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发生过重大的转变。马克思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是在莱茵报时期，此时的马克思还是理性主义的信徒，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基于此，他认为“国家的‘公共教育’就在于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公共的存在”,而国家的公共教育就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合乎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8]虽然此时马克思对国家的理解基于自由人性，但也正因此使马克思树立了自由人的解放的信念，这为后来马克思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843年，马克思便接触到了作为“联合体”概念在政治哲学领域开创者的卢梭的著作。有学者对《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研究显示，马克思对《社会契约论》的摘录几乎覆盖了卢梭使用“联合体”概念的所有段落^[9]。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借助卢梭的著作，树立起了与《莱茵报》时期不同的另一个“联合体”(“Assoziation”)概念的意识。随后在不断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在对施蒂纳“联合(Verein)”概念的批判中，马克思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确立了自己的“联合体”概念：“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4]582可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将自由人联合体视为私有制的终结，视为未来社会的形态。同时，马克思也开始更为广泛地使用“Assoziation”来代替“Verein”,道盛诚一认为马克思在早期由于对同时代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持批判态度，因此刻意使用“Verein”“Vereinigung”代替“Assoziation”,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才更为广泛地使用“Assoziation”“associeren”^[5]。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是直言：“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53对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历史发展，日本学者田中秀树做了较为细致的探索，认为巴黎时期的马克思“联合体”概念既是交往关系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包含了规定这种交往关系的所有关系形态的概念；“形态”时期则明确带有历史的特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最终形成了带有“人类共同体”这一未来社会含义的“联合体”概念^[11]。

在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更为深入地研究后，马克思逐步确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内涵。首先，在生产力维度上，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发达的生产力能够为人们提供充分的自由时间。其次，在生产关系维度上，马克思认为自由人联合体首先是一个生产资料公共所有的共同体，人们自愿且自觉地将自己的个人劳动力贡献给联合体，在集体的计划下作为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劳动产品一部分投入再生产，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进行消费和分配，分配方式则随着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最后，在个人维度上，自由的个人与联合体互为保障，自由人联合体的原则是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个人自由唯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得到真正保障。马克思提出：“公社(作为国家),一方面是这些自由的和平等的私有者间的相互关系，是他们对抗外界的联合；同时也是他们的保障。”^[12]470

2.“自由人联合体”概念的特征

自由人联合体是一个批判现代性的概念。日本学者大谷祯之介指出：“马克思称呼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诞生的社会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最常用的是‘联合体’,他认为联合体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体内孕育产生的。”^[13]自由人联合体概念并不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概念。一方面，这一概念必须在现代性的基础上方能诞生，因为唯有在现代社会个体主义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存在由自由个体自发地(自我决定)组成的作为“一”的集体。从词源上来看，德语“Verein”一词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德语语料库网站的数据显示：“Verein”一词从1700年才开始被使用，其大量使用要到19世纪中期以后。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联合体”更多时候使用的是其同义词“Assoziation”。两个词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同，望月清司说：“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曾将这一未来的共同体，即社会化了的(vergesellschaftet)共同体命名为‘Assoziation(联合体)’或‘Verein(联合)’。”^[14]291这两个词均在工人运动中被广泛使用，指代工人的协会、组织。马克思正是从卢梭的政治哲学著作中掌握了“Assoziation”这一概念。

另一方面，“自由人联合体”概念也是对现代性的有力反叛，它是从现代性自身中孕育出的否定性概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评价是辩证的：既对其持强烈批判态度，认为这一生产方式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但又认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极大促进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大贡献就是社会化大生产，在资本增殖的基本逻辑之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资本家“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15]683而为了提高生产力，就不得不发展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让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具有国际性。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逐渐走向垄断，剥削程度不断加深，在劳动社会化基础上的工人阶级反抗力量也会不断增长，最终“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15]874由此，资本主义社会也就被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了。

二、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之处

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全等同的概念，都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一种代指。恩格斯就认为《共产党宣言》中对“联合体”的表述就是对新社会最合适的概括。总的来看，二者的相同之处可以归结为3点：对现代性的反叛，具有科学性及相同的社会形态。

首先，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对现代性的反叛。正如前文所述，自由人联合体的显著特征在于其是一个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概念。在这方面，共产主义社会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明确，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与现代性完全相悖且截然对立的概念。在现代性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经济系统如同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调控着社会的其他一切系统，所有其他系统均服务于经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共产主义思想家恰恰对此表示反对，他们的核心思想正是要将经济系统赶下王座，使其承担附属的功能。这使得现代共产主义在许多方面都与资本主义截然相反。”^[16]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康帕内拉、莫尔等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批判传统，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进行鞭辟入里的考察，将这一理念改造为科学概念。

其次，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在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科学概念。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7]546。唯物主义历史观说明了一切现存的社会形态都具有历史性，都是暂时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和社会形态。基于这一思想，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形态”论，描述了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2]107-108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背后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由此，马克思为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实现路径，而其他思想流派的未来社会构想则由于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乌托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最大的区别。

最后，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具有相同的社会形态。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属于“三形态”论中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形态的社会中，首先具有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国际性贸易和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由此带来的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8],财富的尺度也成了自由时间，而非劳动时间。一是在生产关系上，无论是自由人联合体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采用生产资料共有的形式。自由的联合的劳动就是实现了的个人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也是一个“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社会。二是在分配和消费上，自由人联合体采用的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的方式；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的是按劳分配的方式，在高级阶段则采用按需分配的方式。三是在阶级关系上，共产主义社会与自由人联合体都消灭了阶级差别，马克思说：“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4]655。

三、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差异性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使个人从共同体中被解放出来，却导致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并由此导致封建社会以及与其相伴随的传统观念不断瓦解，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秩序逐步得以建立。与这一社会现象相伴随的是思想领域的个人主义觉醒，人被重新发现，人的不被限制的自由成为最高的价值，由此带来的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表现为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即个人价值观与集体价值观。齐格蒙特·鲍曼如此来把握这一冲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历史进程想象为一个像钟摆似的过程，即使在其他方面它可能被描绘为一个直线过程：自由与确定性，这两者都是同样迫切的、不可或缺的，但它们恰恰是难于做到调和一致的——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它们之间有着相当大的矛盾。”^[19]黑格尔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市民社会这一个人利益的战场，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20]。

许多思想家都对个人与集体的张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试图弥合在打碎了传统共同体之后分裂的个人与共同体，但唯有马克思指出了过往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探究陷入了意识形态的幻境之中，认为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才能够真正弥合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裂隙。那个实现了个人自由的共同体，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共同体”,它既是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既然共产主义社会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外延上都是指这么一个未来的但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真正的共同体”,那么它们又为何存在差异呢?

尽管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社会具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一直以来被视为完全等同的两个概念，但在更为细致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一定差异。揭示这一差异有助于展现出马克思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对于理解马克思如何弥合个人与共同体的裂隙问题具有启发性：首先，二者的差异是词源层面的；其次，这种词源上的差异导致这两个概念在侧重上的差异；最后，侧重的差异最终使其地位存在差别。

1.词源上的差异

“共产主义”一词的词源可追溯至拉丁语“communis”,意为共同的、一般的，其拉丁中性形式为“commune”,意为共同财产、社区，强调作为整体的共同体。在强调总体性的意义上，共产主义社会概念来源古老而深远，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政治，到古罗马时期强调神圣的公共物(如城墙),再到中世纪的共融(“communio”),直到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公意、黑格尔的伦理国家。一脉相承的是这一概念对整体性的强调和对Berlin所谓“积极自由”^[21]的认可。

自由人联合体的词源侧重的是自由个体的自发联合，是一个基于现代原子化个人的批判性概念。换句话说，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概念侧重的是总体性，那么联合体概念则侧重多个不同个体自愿组成共同体的行为过程，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意愿以及人类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自由人联合体更接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概念，社会主义一词同样在词源上强调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性^[22]。无论是“Verein”还是“Assoziation”都带有浓重的动作概念，即组成的概念，强调的是由许多单个人所自愿组成的有组织的群体。因此，马克思总是使用这一概念的形容词形式，如“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23]495;或是强调其自愿、自发的性质，如“它(作者注：指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17]12-13有的学者考察了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对“Verein”概念的使用，并认为两者“联合体”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独立个人的自发的共同关系”^[14]223。

此外，“联合体”概念带有组成的行为含义，这一概念还蕴含一定的组织性、有序性内涵。日本学者秋叶节夫援引小松善雄对于联合体概念史的考察，认为小松善雄指出了这一概念在法国工坊(“Atelier”)派社会主义者理论中就带有组织化的含义^[9]。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如果我们设想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已被扬弃，社会已被组成为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23]745。马克思又在1872年的《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写道：“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政权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17]233有学者指出恩格斯早年从社会秩序出发阐释了“自由人联合体”建构的必要性，并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1845年，恩格斯在爱北斐特集会上公开说明了资产阶级社会已然凸显的社会秩序问题，并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建构原则。”^[24]

2.侧重的差异

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社会由于词源和层次上的差异，其在倾向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体现在共产主义社会更为强调整体性、总体性，而自由人联合体则强调过程性、主体间性。

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更强调社会过程的整体性和总体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时，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事先计划性：“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25]这种计划性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后性和自发性，是通过集体来对社会生活整体进行控制，体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体性和总体性。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要让社会或共同体，也就是集体与个人相对抗，反之亦然，他们试图将共产主义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与现有的市民社会进行比较。”^[26]

另一方面，自由人联合体概念更强调主体间性和过程性。马克思认为，个人通过劳动时间而与他们的劳动以及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反映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15]97自由人联合体概念带有一种主体间倾向，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是现实的个人，即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体，而联合体则是这些现实的个人重获自由之后重新组织起来的形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联合体一次又一次地描述了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联合体一词可以被视为对社会主义政治和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描述。”^[27]自由人联合体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这个词语本身就指涉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但必须强调，这仅仅是一种价值倾向，绝不意味着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概念。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谈论自由人联合体概念时，始终没有脱离社会总体，而是为了与后文描述商品生产者社会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相对照，这个个人并不是脱离现实的抽象个人，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现实的个人。有学者指出：“离开马克思的人本之维，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解读就会堕入一系列的悖论陷阱而难以自拔。”^[28]将“人本”倾向拔高至最终目的的高度，将人的本质落在了自由解放上，这固然没错，但忽略了自由人概念终将要回落到联合体这一重要概念上，进而忽略了自由人联合体概念所具有的与共产主义社会相同的部分。当然，虽然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同样是汇聚了共同体每一个成员的劳动力形成一个具有总体性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生活资料部分则必须在每一个联合体成员之间消费，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

自由人联合体由于其词源上的特征而带有过程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准备文献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联合作为一种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萌芽但又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生产组织形式，如“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23]499,“资本则用另一种方式，通过它同自由劳动相交换的方法，来达到这种联合。”^[12]526联合劳动在人类历史上虽然一直存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合作劳动，成了颠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第一个缺口。有的学者认为，“必须将联合体构想为作为完成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支配的现代市民社会内部开始的劳动者的联合过程”^[9]。

3.地位的差异

尽管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在内涵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如在科学性、实现路径以及社会形态上，但二者在地位上存在一定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二者对不同方面的强调以及重要性的不同。这种层次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词源上的不同带来的，正是自由人联合体概念对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强调，使得这一概念更强调的是生产关系的维度；而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其词源上对生产的强调，以及对所有制层面的强调，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占有主导地位。

第一，马克思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所强调的层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自由人联合体强调的是生产关系层面，而共产主义社会强调的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层面。在词源上更倾向于总体性的共产主义社会凸显的是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层面，马克思在提到共产主义社会时往往强调其对生产资料的共有属性，也就是其所有制层面的内涵，并强调其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支配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0]52。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17]158而在论述自由人联合体时，马克思更侧重于其生产关系层面，尤其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直接将联合视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23]。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在此意义上，共产主义社会比自由人联合体更为根本和关键。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产主义社会是所有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和现实的运动过程，而自由人联合体是未来社会的社会形态和组织形式，二者在重要性上具有一定差异。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是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的称呼，而自由人联合体更多地表达的是一种未来社会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招牌，而自由人联合体是其代称中的一个，虽然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序言中说明了为何必须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而不能是“社会主义”。虽然其说明了更多地是从政治运动角度入手，但也彰显出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未来社会的构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无产阶级将自己标榜为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概念从原初就带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内涵，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规定。因此，马克思多次使用共产主义社会来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照使用，说明了这一概念最切合其对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的构想。“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7]434

四、结 语

将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完全等同起来是目前中外学界非常普遍的做法，其虽然在总体上并不能说错，但忽略了这二者之间存在的许多细微差异。指出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弥合共同体和个人之间的张力，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自由人联合体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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