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韵苏州 | 苏州传世名著系列:《玉篇》

汉字源流

《玉篇》作为一部字书，其出现必然与汉字的演变密切相关。相传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启蒙识字书是西周宣王时期的《史籀篇》，所用字体是当时通用的大篆。但是大篆书写繁难，多有不便，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对文字求简取便的需求。秦统一六国，为了改变既往各国“书不同文”的状况，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七章。三部书以《仓颉篇》为首，统称“三仓”。其字体是在大篆基础上减省了部分笔画的小篆。到汉代，汉人整合秦“三仓”，统称《仓颉篇》。后来又经杨雄、班固、贾鲂等人的增续，“三仓”由三千余字扩大到七千余字。

从战国中期开始，中国文字逐渐由小篆转变为隶书，这个变化，称之为“隶变”。所谓隶变，即以点、横、竖、撇、捺等的笔画改写小篆，使曲线趋向平直，同时也更顺应毛笔笔锋的特点，利于快速书写。隶变奠定了后世汉字的基本形状（方块字），也为行书、草书、楷书的出现创造了机会，但同时也削减了汉字的象形意义，导致了一些偏旁的改变。有鉴于此，到东汉时，古文学家许慎就从小篆入手，对自秦以来的文字进行整理、规范，撰写了《说文解字》，形成了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魏、晋时期也产生了几部字书，均是仿照《说文解字》体例，兼收篆隶。到了南朝梁时，楷书早已取代小篆、隶书，成为新的通行字体，但仍未有一部系统化的字典，《玉篇》也就由此应运而生。

《玉篇》编者顾野王在自序中曾说，“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谈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可见当时用字状况之混乱，因而编撰一部方便且规范的字书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相比《说文解字》时代，社会用字总量一直在增加，《说文解字》不足一万余字，完全不敷使用。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所载，《玉篇》比《说文解字》多出7500余字，达到16917字。

可惜的是，《玉篇》原本由于历经战乱，全本已经失传，明清之后的学者在著述中引用的，多指由唐代孙强、宋代陈彭年等人增删重修的《大广益会玉篇》。在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影响下，《大广益会玉篇》最终完全取代了原本《玉篇》。

所幸清末民初之时，黎庶昌、罗振玉等人几方搜寻，在日本又发现了一些《玉篇》的写本残卷。这批古写本一共有七种，学术界称之为“原本《玉篇》”。与《大广益会玉篇》相比，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原本《玉篇》释义更完备，例证更丰富，词义仍不明晰处还附有顾野王案语。如“谦”字，宋本《玉篇》只有简短的读音及释义：“谦，苦嫌切。轻也，让也，敬也。”而原本《玉篇》则丰富许多：“谦，去兼反。《周易》：谦，轻也。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野王案：谦，犹冲让也。《尚书》‘满招损，谦受益’是也。《国语》：谦谦之德。贾逵曰：谦谦，犹小小也。《说文》：谦，敬也。《仓颉篇》：谦，虚也。”

可见，孙强等人虽然增加了《玉篇》收字的总量（现行本为22561字），但减少的书证也让原本的特色消失殆尽，这对后世的学习者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此外，虽然《玉篇》很多方面都参考了《说文解字》，但两者的体例还是存在很大不同。我们通过同一个字，可以清楚看到二者区别。如《说文解字》中“饗”字，指“鄉人饮酒也。从食从鄉，鄉亦声。”是从文字的形态和读音出发，解释了这个字的本义。而在《玉篇》中：“饗，穴掌反。《周礼》：上公饗礼九献，侯伯饗礼七献，子男饗礼五献。郑玄曰：饗，设盛礼以饭宾也。野王案：《毛诗》‘钟鼓既设，一朝饗之’是也。《公羊传》：饗齐侯于祀丘。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饭羹曰饗。《仪礼》：机奠祝饗。郑玄曰：劝强之也。神明歆饗亦为享字，在辛部。”则详细列明了这个字在各类书籍中的使用情况，也更多涉及该字的引申意义。

《玉篇》作为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既继承了前人的字书编撰成果，又能够顺应字体变化的历史潮流，增强了字书的实用价值，对后世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励精力行

又是什么样的人编出了这样一部字书呢？

《玉篇》编者顾野王（519－581），原名体伦，字希冯，吴郡吴人。文字学家、地理学家。擅诗文绘画。因仰慕西汉冯野王才学，更名野王。他生活于南朝梁、陈之间，曾任陈太子率更令、黄门侍郎、光禄卿等职。

顾野王天资颖异，年幼好学，七岁读《五经》，已能略知大意。九岁即能作文，曾作《日赋》，令梁武帝宠臣朱异称赞不已。十二岁时（530），随父亲至建安，即撰《建安地记》二篇。其出色的观察能力与表达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梁大同四年（538），始及弱冠的顾野王被授为太学博士。因之前曾在宣城王（即萧纲长子萧大器）处为宾客，或受其举荐，顾野王得到了当时太子萧纲的赏识。彼时梁朝社会安定，加上自梁武帝萧衍起便崇尚文教，才华横溢的顾野王便受命编写一部适应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字典，即《玉篇》。

直至《玉篇》完成，顾野王也不过二十五岁，以这样的年纪去主导一部几十万字的字书编撰工作无疑是令人惊异的。一方面，顾野王本身学问之广博是世所公认的，另一方面，他在编写时也得到了一些帮助，如在《梁书·萧子显传》中就提及：“先是时，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萧纲）嫌其书详略未当，以恺（萧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萧子显出于齐朝王室，萧恺为其子，也是当时有名的才子，生于梁天监五年，比顾野王年长十四岁。据传中所言，顾野王所编《玉篇》存在“详略未当”的问题，后经萧恺删订。可见，这样一部传世字书，也是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然而不幸的是，“侯景之乱”的发生打破了相对安稳的社会局面。顾野王本在家乡服丧，知道消息后，“乃招募乡党数百人，随义军援京邑。”（《陈书·顾野王传》）经历了兵荒马乱的十年后，陈代梁立，顾野王也于四十二岁时“敕补撰史学士”，后又“除太子率更令，寻领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这一时期的他，饱览图书，加上自幼便有留意各地地理沿革、风俗人情的习惯，从而完成了三十卷的地理学专著——《舆地志》。

顾野王除了在文字学、地理学等领域有不凡造诣外，还极擅绘画。《陈书·顾野王传》中曾记载宣城王萧大器为扬州刺史时，“野王及琅邪王褒并为宾客，王甚爱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图写，王于东府起斋，乃令野王画古贤，命王褒书赞，时人称为二绝。”在顾野王的撰著中，另有《符瑞图》十卷。

与《舆地志》类似，顾野王所绘《符瑞图》虽然在唐宋间被各种典籍征引，但全本已然不存。1935年，古文献学者王重民在巴黎见到了一幅长达4.5米的图文长卷——P.2683号敦煌文书（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上半幅为彩绘图像，下半幅为图像解说，王重民根据内容将其定名“瑞应图”。有学者认为，这就是顾野王所作《符瑞图》的残卷。

《陈书·顾野王传》称顾野王遍观经史，精记默识，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所著除《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外，还有《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枢要》一卷，《续洞冥纪》一卷，《玄象表》一卷，并行于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又说他以笃学至性闻名，“在物无过辞失色，观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励精力行，皆人所莫及。”而隋唐之际深受李世民器重，被称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虞世南，就曾与其兄虞世基一同受学于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不倦”。顾野王曾久居亭林，故而人称顾亭林。一千多年后，其后人顾炎武追慕先人才学品行，亦号亭林，世称“亭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