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知青去南京扬州就业
招工通知
笔者在查找资料时，看到了一份1971年10月15日兴化县委发出的《关于招收刘付风等壹百名插队青年去南京、扬州分配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的“插队青年”是指建国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为缩小城乡差距)，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垦荒的热潮。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与农场模式不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口粮。
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
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革，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实施，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文革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上山下乡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8年到1969年，主要是将大部分“老三届”毕业生分配到农村、边疆。
第二阶段从1970年到1973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锐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又一次发生经济“过热”，出现了所谓“三突破”，职工队伍的迅速膨胀，使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部分留城，一部分在乡知识青年也通过招工回城了。
第三阶段从1974年到1976年，1973年1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其中一条措施就是严格控制职工总数的增长。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又开始以上山下乡为主。
蒋庄村当时有蒋南、蒋北、蒋东三个大队，从1962年到1973年期间，先后接受安置了来自上海、南京、泰州、兴化等地的30多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他们离开城市，来到偏远农村参加生产队劳动，吃尽了辛苦，但也经受了锻炼。后来，在断断续续的历次招工中，他们几乎都返城工作了。
此份招工表名单中，有插队在蒋东三队的知青郭兰英。
据村民回顾，1969年郭兰英和吴子彪、王秀芝、宇红兰、姚秀芬等五人从南京插队到蒋东三队。郭兰英因劳动积极，多次评为知青标兵，受到公社和县政府表彰，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与郭兰英一起插队的王秀芝，父亲是原江苏省冶金厅厅长，插队两年后招工回南京，曾担任江宁县团委书记，后保送上了大学。据说，后来曾任职于南京市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