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墙
一块“刘德华”铭文砖，将南京古城墙送上了热搜。此刘德华，非彼刘德华——他是明初江西上高县的普通工匠，南京城墙砖的烧制者。
南京古城墙，世界上最长的城市城墙，也刻着醴陵人的名字。《南京城墙砖文》一书收录了七块有“醴陵”字样的城砖，其中一块写着：“长沙府醴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司吏冷荣；□作匠王华，人户黄□□；洪武七年八月□日造”。
陈福、冷荣、王华，他们是谁？距醴陵近千公里的六朝古都，为何会与湘东小城产生如此密度的联结？
铭文上“洪武七年（1374年）”的字样，清晰标注了这块砖的出生年代。六百多年前，醴陵凭借什么样的技艺，成为明代“官窑”所在地？
一个答案在历史的深处浮现：这座城市的发展史，是一部彪悍的“引智史”。醴陵的每一个跃升，每一次勃发，从来不仅是资源的优越，更是“人才红利”的定律。
历史从不吝啬馈赠，但也从不轻易垂青。醴陵的幸运，不是天赐，而是选择——选择让外来的风，吹醒脚下的土地。
南京城墙砖文
从醴陵市区出发，沿320国道转079乡道，不到半个小时便能抵达左权镇新阳村窑下湾组（原新阳乡大土村）。这里山水相拥，南方村落的灵秀扑面而来。山边，散落着明初南京城墙砖的官窑遗址，分布范围约20万平方米。窑址紧邻官庄河，发现窑包七个，有的已被杂草吞没，极为隐蔽。窑膛内壁被火灼烧过的痕迹依稀可辨，仿佛看见六百多年前的窑火，在这里日夜不熄。
1995年版《醴陵县志》中记载：“明洪武七年（1374），在今新阳乡大土村窑下湾烧制青砖，运南京、长沙修建城墙。现存明砖窑群遗址。”寥寥数语，却藏着一条千里水路——烧好的南京城墙砖，从官庄河出发，向南汇入渌水，再折向西进入湘江，最后扎进长江，浩浩荡荡，直抵南京。
南京明城墙，是“长江上漂来的古城墙”。明朝初年，朱元璋全力推行“高筑墙”的国策。南京城墙，工程浩大，征调了长江中下游地区32个府的工匠烧造城砖，包括今天湖南境内的长沙府、岳州府、宝庆府、衡州府、永州府。醴陵窑下湾，便是长沙府的窑址之一。湘东的这座小城，就这样拥有了“官窑”。
南京城墙
南京城墙砖不仅数量惊人，且烧造要求极高，要求“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城砖背面刻着名字，城砖的烧造场地在哪里，操作的工匠是谁，管理者是谁，全部能“溯源”。这是中国古代的质检制度之一——“物勒工名”。正是这种“实名制”，让南京城墙经历600多年的风雨而屹立不倒。
如今，在窑下湾组村民的家里仍可找到当年的青砖。当地流传着“72 座窑”的说法，盛况可见一斑。在这支庞大的工匠队伍中，真正的技术核心，很可能是一批来自江西的移民。
元末，战乱与天灾频发，醴陵人口锐减，民国版《醴陵县志》留下触目惊心的记载：“土著居民仅存十八户”。十八户，如何撑得起为南京烧造城墙砖的重任？
醴陵是在废墟上重建的。明太祖时期，朝廷一面召集流民，一面鼓励移民迁入——人数最多的，便是江西人。若将窑下湾砖窑与江西进行比对，会发现两者形制惊人相似，都是馒头形，平面近似梯形，而与湖北等地截然不同，两者的同源性，一目了然。
正是这批移民，将成熟的烧砖技术带入醴陵。凭借对外来技术的吸纳，醴陵硬是在废墟上闯出了自己的“声名”，历经六百年，仍然熠熠生辉。
这场移民对醴陵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填充了人口，更重塑了地域性格——一种敢于纳新的气概。醴陵人以开放的胸襟，把外来的技术接过来，嚼碎了，化成自己的筋骨。
醴陵制瓷，始于汉代。虽有千年“瓷都”的底蕴，从东汉到晚清，醴陵陶瓷的存在感并不强，长期作为民窑生产粗瓷。但醴陵的窑火，从未熄灭。它在等，等一个人。
近代，醴陵陶瓷终于等来了一飞冲天的机会——凤凰人熊希龄来到了醴陵。
1904年，应同科举人、醴陵人文俊铎之邀，熊希龄踏上了这片土地。他认为，醴陵要从粗瓷转向细瓷，必须“借力”。于是，他请来景德镇的技术工人，又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和技师。这场“借智登攀”很快有了成果，釉下五彩，创烧成功！它一举打破了千百年来釉下单色的沉闷，成为那个时代最酷的“时尚单品”。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时代，醴陵重拾中国陶瓷的荣光，为中国留下了一抹最绚丽的色彩。
由于晚清覆灭和民国战乱，釉下五彩生产被迫中断，技艺濒临失传。直到新中国成立，转机才再次降临。1957年，釉下五彩在醴陵成功恢复，消息传遍全行业。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全国各大产瓷区都派人来醴陵学习，包括景德镇。醴陵人毫无保留，倾囊相授。
从“请景德镇工匠进来”，到“醴陵技艺走出去”——醴陵用半个世纪，完成了一场技术的逆袭。
这就是人才流动的力量：它让一座小城，站上大时代的潮头。借人、借智、借势——醴陵从不固步自封，而是把别人的长处，沉淀为自己的基因；把外来的智慧，淬炼成亮剑的底气。
醴陵的了不起，远不止于陶瓷。这座从不偏科的城市，自宋代起，便以文化高地的面貌，崛起于湘东。
醴陵文化景观的精粹，尽在渌江书院。渌江书院的秋天，是从一棵1500岁的古樟树枝头开始的。800多年前的秋天，当朱熹抵达醴陵，看到的应该也是这样的枝头。这时的渌江书院，还只是醴陵县学宫。张栻从长沙到醴陵，百里相迎，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在这里启幕。那一年朱熹三十七岁，张栻三十四岁。他们从醴陵讲到长沙，从秋天讲到冬天。
醴陵，成为中国最先进思想的集散地。它以其独特的文化向心力，吸引着文化高端人才的到来。远在浙江金华的吕祖谦闻风来了，在如今的醴陵板杉镇东冲铺村，建立了醴陵最早的书院莱山书院（后改名为东莱书院）。遗址已难觅当年士子云集的盛景，醴陵却因此留下了夫子坡、东莱桥、二圣庙、二圣河、二圣桥等地名，供后人凭吊思索。
三百多年后，王阳明来了，六百多年后，左宗棠也来了。醴陵，托起了他们人生的至暗时刻。
五贤堂，位于渌江书院的最高处，俯瞰着今日的醴陵。朱熹、张栻、吕祖谦、王阳明、左宗棠——五位先贤以思想相牵，完成了跨越时间的文化接力。
醴陵人，以开阔的胸襟，消弭了地理的阻隔。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2016年，“湘雅乡情·专家醴陵行”启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在，但求常来”——短短十六个字，是醴陵柔性引才的密钥。十年间，乡情化作一次次奔赴，数十万群众受益。
从“湘雅乡情”到“渌江讲坛”，从“梦想助跑堂”到“科技专家服务团”，醴陵在多个领域成功复刻“柔性引才”。
投资于人，进而收获于人、激发于人，是一个城市最大的“体面”。醴陵用千年时间证明，小县城不一定只能流失人才，也可以定义人才流向。醴陵人以山野的坚韧托起开放的胸怀，把“丸邑”之小，活成了格局之大。
何以醴陵？答案就在“开放、包容、大气”这六个字城市精神里。
（作者：欧阳烈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