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南京难民的“保护神”

明尼·魏特琳（Minnie Vautrin，又译华群、沃特琳），美国传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司考尔镇的一个农家。1912年秋，魏特琳由美国的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派遣，来到中国合肥任教。1919年9月，魏特琳来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担任教育系主任。1930年，该校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过魏特琳及其同事们二十多年的努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其较高的教学质量和整洁、美丽的校园誉满海内外，成为“东方第一校园”。然而，到了1937年7月，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将灾难与死亡袭向了中国，袭向了南京，袭向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南京，此后数月间连续不断。恐怖与灾难的浓重阴影笼罩着南京城的每一寸土地。美国驻华大使馆多次通知在南京的美国籍妇女与儿童，首先撤离南京。而在这时，魏特琳本该有回美国享受为期一年的假期，但魏特琳不愿在这危难关头离开。

1937年11月中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与包抄。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工厂及学校纷纷内撤西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长吴贻芳几经思考与权衡，最后决定迁校成都，继续办学，支持抗战。能迁走的都迁走了，但带不走的校园怎么办？就在这时，51岁的魏特琳走到吴校长面前，说：“把学校交给我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美国教会学校，而我又是美国人。美国现在是中立国。我是留下护校的最合适人选。请相信我……”还能再说什么呢？吴贻芳校长含泪把钥匙交到魏特琳手中。1937年11月20日，魏特琳与留校人员程瑞芳、陈斐然等人，组成“金女大驻校维持委员会”，魏特琳任委员会的主任。12月3日，吴贻芳校长率师生乘船离开南京去武汉。从此，魏特琳成为战火中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主要负责人。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与野蛮烧杀，魏特琳心情日益沉重。她不仅关心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更关注着校园外的南京城与数十万南京军民的安全，特别是广大妇女、儿童的安全。1937年11月17日，魏特琳致函美国驻华大使馆，建议在南京城内设立一个“安全区”，以收容那些无法撤离南京、即将遭日军烧杀淫掠威胁的中国难民。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显然，她决心要承担起救助广大中国难民的繁重、危险而又崇高的职责。1937年11月22日，由十多位国际友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德国西门子洋行商人拉贝被推为主席。接着，在南京的一些国际友人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魏特琳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会员。

1937年12月1日，日军已推进到南京近郊，即将对南京发起攻击。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退，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毅然签上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请求。

1937年12月8日开始，日军三路兵力同时开始对南京城区发动猛烈的进攻。南京城内大批惊慌的妇女、老人、儿童像潮水一样涌向城西的“安全区”，涌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立即指示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大门打开，让难民们进入。

经过约五天血与火的激烈战斗，南京沦陷。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了南京城，并立即对中国手无寸铁的百姓与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开始野蛮的屠杀、劫掠、强奸与焚烧。南京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日子来临了。

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在校园里工作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极大的震惊与愤怒。她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0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仅12岁。日本人还抢食物、床上用品和钱……我估计这座城市每一户人家的门都被打开过，并被反复抢劫。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上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他们很可能不是士兵……”目睹中国人民的苦难，她勇敢地站出来，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博大的胸怀，伸开热情的双臂，尽最大能力，保护那大批在苦难与危险中挣扎的中国难民，特别是广大的妇女与儿童。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为了逃避日军的暴行，由父兄或丈夫护送，经过千难万险，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们或剪去了头发，或脸上抹着黑灰，把自己装扮成男人或老太婆，涕泪交流地跪倒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门前。魏特琳立即让这些妇女进入校园。人越来越多，学校的教室、办公室、宿舍甚至走道、楼梯、屋檐下，凡可暂时栖身的地方都挤满了人。校园面积并不大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只准备收容两千多难民，结果难民最多时竟达一万多人。

魏特琳首先要努力保护进入校园的一万多中国妇女、儿童的生命安全，以及保护妇女不受日军侮辱。尽管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及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对凶暴发狂的日军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本兵，或从校门强行入校，或偷爬过围墙进入校内，企图行凶作恶。魏特琳像一个恪尽职守的忠诚卫士，一会儿守在学校大门口，拦阻呵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校的日军。正如她在日记中所写：“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在日军刚进入南京疯狂屠城那最紧张的日子里，魏特琳没有一顿饭能吃得完整，没有一个觉能睡得安生。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付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日夜夜守卫着校园，保护着难民的安全。由于日本政府当时还不敢公开得罪美国，因而以美侨身份出现的魏特琳，往往能对肆无忌惮的日军官兵起一点震慑作用，暂时阻止或减轻日军对中国难民的暴行。1937年12月17日晚，一批日本兵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搜查中国士兵为借口，企图掳掠妇女，魏特琳赶去阻拦，一个日本兵恼羞成怒，竟挥手打了她一个耳光。然而魏特琳没有被吓倒，更没有退缩，而是继续与日军坚持斗争，直至赶走了日本兵。

魏特琳不仅尽全力保护中国难民的安全，而且尽全力照顾难民的生活。她带领留校小组的几个成员，为进入校园的一万多中国难民的食宿与生活日夜操劳。在饮食方面，她将学校的存粮拿出来分发给难民，还由红十字会粥厂每日供应难民两次米粥，同时在校内装了两个大炉子，整日供应难民热水。在住宿方面，她尽量设法让每个难民都有一席之地安身。年轻的女难民多被安置到学校最安全隐蔽的文理大楼的大阁楼里。对住在校内许多没有被褥的难民，还发给棉被，好让他们能度过漫长寒冷的冬夜。魏特琳甚至还为一些营养不良的难民儿童千方百计搞到了一些奶粉和鱼肝油。为防止难民染上疾病，魏特琳请教会医院的医生为难民打防疫针，还为难民建澡堂，尽量设法改善难民们的生活条件。

魏特琳还反复告诫中国女难民时时提高警惕，遵守纪律，不出学校的校门，不让日军有可乘之机。她千方百计帮助难民们寻找他们失踪的亲人。对一些屈从于日军淫威、戴上日本太阳旗臂章的中国人，魏特琳则拒绝他们入校。魏特琳还鼓励处在痛苦绝望中的中国难民振作起来，保持民族气节。她对难民们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人一定要失败的，你们不要愁！”她不让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悬挂日本太阳旗。有一次，她看到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伪当局发的太阳旗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就对他说：“你不用佩这个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说着，她帮助那个男孩把臂章取了下来。魏特琳充满正气的话语有力地鼓舞了广大中国难民的斗争勇气。

魏特琳对日军的法西斯暴行，充满了强烈的义愤与深深的蔑视。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她多次以美国侨民的身份，去日本大使馆提抗议，抗议日军违犯国际公法、违反人道的罪行。她在此后几年间，始终不去日本人的商店买东西，也从不买日本商品，哪怕物资奇缺的时候也不去。

1938年1月底，日军在南京扶植起伪政权后，下令关闭南京所有的难民收容所，裁撤“国际安全区”，规定所有中国难民都必须回自己家去，接受日伪政权的管辖，并虚伪地宣称保证难民的安全。但是，许多难民回家后，仍遭到日军抢劫、强奸甚至惨杀。许多难民，特别是许多妇女，又仓皇逃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听到这些妇女的哭诉，心情悲愤。她在日记中写道：“妇女们是不愿意轻易告诉我这些遭遇的，因为她们认为这是难以启齿的事。怎么能让年轻的姑娘回家呢？今天又是如此。每当我经过校园，总有一群人围过来乞求我让她们留下来。我的心真为她们痛苦。”为了继续救助这些中国难民，魏特琳不顾日军的命令，毅然决定让那些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中国妇女继续留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时收留那些回家后遭到日军伤害又重新返回的妇女。魏特琳不仅继续保护她们的安全，而且还在1938年6月为她们创办了职业训练班，教她们织手巾、织袜子的手艺，借以糊口。1938年9月，她又为失学女青年办起了女子中学，共有学生170多人；接着又建立了一所小学托儿所。

对于魏特琳热心、周到、卓有成效的救助中国难民的工作，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后来这样评价说：“此种救人之尽力与周密，实古今中外所罕观……”

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伤害了魏特琳的身体。她在此期间的日记中常常写道：“太倦了，倦得连字都写不出来”，“倦得无法思考”……在救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难民后，魏特琳自己终于病倒了，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1940年5月14日，魏特琳在多方劝说下，不得不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是极不愿离开正蒙受苦难的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更不愿离开她为之奋斗二十年、无比热爱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现在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这一切，心中的痛楚与眷恋可想而知。

魏特琳回到美国后，病情进一步恶化。疾病的折磨与内心的痛苦使她几乎无法生活下去。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正好一周年的那天，她选择了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关闭了家中所有的门窗，打开了煤气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以此种方式摆脱了疾病的折磨，摆脱了对中国、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深深思念的痛苦。终年仅五十五岁。

魏特琳不仅为后人留下她的感人业绩与伟大精神，还留下了一部数十万言的《魏特琳日记》。其中在1937年—1940年间的日记，详实地记载了她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罪恶。这些日记连同她在当时所写的一些报告、文章、书信等，成为揭露侵华日军血腥暴行的又一铁证。

作者：经盛鸿

编辑：王富聪 孙靖琪

审核：鲍家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