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根据国情所做的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与探索，中国产业经济理论是对中国工业化实践所做的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工业化实践的四个阶段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实践大致走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优先时期（1949－1978年）。这一时期工业化实践的主要特点有：全面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在工业领域建立起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根据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中生产资料产业优先发展理论，“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全国实施统一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国家通过集中计划手段调控产业资源分配，制定明确的产业发展目标。适应这一阶段特殊的国际背景与国内体制的产业经济理论，主要有建设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工业体系，实施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机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等。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的经济恢复、结构调整初期（1978－1992年）。此阶段工业化实践的特点是：以放开市场为特征改革经济体制，引入商品生产经营机制，推动企业自主经营；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村工业的崛起，迅速占据广大的城市市场，带动产业结构从以重工业为主向轻工业、消费资料产业的初步调整；国家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进行“三来一补”的加工业出口，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促进了产业结构和水平调整。这一阶段的产业经济理论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了中国化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要利用中国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换回外汇进口机器设备等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二是形成了“双轨制”产业改革理论。在产业经济领域推行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为产业的市场化转型提供了过渡路径。
第三阶段是市场化取向改革深化与全面融入全球化（1992－2012年）。在操作实践上，一是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改革，大量产业进入市场、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二是2001年加入WTO，推动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促进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快速增长；三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这个阶段的产业理论创新较为密集，主要产业经济理论创新有：一是丰富和发展了产业集群理论。如提出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要以企业嵌入产业集群，同时以产业集群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方式，形成“中国特色全球产业链集群”理论，强调全球化下区域产业的分工与协作。二是探索产业外向化发展理论。基于融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发展出口导向的模式，提出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产业发展的理论。三是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提出通过技术进步、制度优化等，推动中国攀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理论。
第四阶段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这一阶段工业化实践的主要特点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引导产业链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如推进5G、AI、新能源等产业；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缩过剩产能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供给质量；产业政策优先发展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使数字经济、新能源产业和绿色经济成为全球领先的支柱性产业，推动了产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与转型；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和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阶段的产业经济理论创新最为丰富，主要表现在：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助于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新质生产力，开辟更多新领域新赛道，对于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的是在全球竞争中形成独立自主安全高效的产业体系，为尽快形成双循环新格局服务。三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建设产业生态理论。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的生态化发展，通过协同创新提升综合竞争力；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提出产业绿色转型理论，推动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发展。四是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聚焦6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其对产业经济的深远影响。
中国工业化进程如果按照封闭性与开放性、自主性来划分，又可以概括为三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走的封闭性、独立性、自主性时期；二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走的开放性、学习模仿性时期；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走的开放性、自主自立自强性时期，它们分别对应中国式现代化中“站起来”“富起来”与“强起来”三个发展阶段。1949年以来中国的产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计划到市场。在经济体制上探索市场化改革路径，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二是从引进到创新。从依赖技术引进转向自主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从传统到现代。推动产业结构由传统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转型升级，形成现代化产业链格局。四是从封闭到开放。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二、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中国工业化进程既遵循世界各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又在历史背景、制度环境、发展路径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特殊性。其中工业化进程的共性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技术革命的驱动力来自从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的过程。与西方工业化类似，中国工业化同样以技术革命为核心动力，通过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洗礼，经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基本完成机器对人力的替代，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逐步转型。目前，我国正在迈向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目的是基本完成智能化机器劳动对体力劳动与部分脑力劳动的替代。
二是产业结构的演进次序表现为从物质生产部门增长向服务经济壮大的经典路径。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中国产业结构遵循“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的一般化的转型路径，制造业份额占全球30%以上，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制造业大国和强国的转变，第三产业占比逐步提升，目前已经占据GDP的一半以上份额。
三是劳动力的转移与移动由工业化、城市化共同拉动。农村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持续发展动力，城市化进一步拉动人口与劳动力的空间集中与集聚。中国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前的不足20%跃升至现阶段的65%以上，与19世纪欧洲工业化进程中呈现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趋势完全一致。
四是要素的依赖从资本积累过渡到市场扩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通过经典的资本积累过程，如工农业剪刀差、金融国有化与集中、资本市场发展、房地产发展等，以及通过开放引入FDI（外国直接投资）、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等，中国积累起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当今实际的经济规模更多地取决于市场有效需求而不是供给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同样复制了工业化对资本依赖和对市场依赖的先后逻辑。
另外，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独特性则主要体现在制度框架、发展方式、全球化路径选择、社会与资源约束、区域协调发展上。
在制度框架上，从政府主导的赶超型体制转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框架。过去中国工业化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导的混合型追赶模式。体现在：一是顶层设计与政策驱动。通过各种宏观经济规划（如五年计划）和产业政策，集中政府控制的资源进行赶超与突破。二是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中央国企在能源、交通、通信等产业的上游战略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非国有经济广泛分布在下游的竞争性领域，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不断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追求发展速度到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化的有效运行机制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一方面，是顶层设计与政策驱动更加尊重市场规律，重视在市场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是把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作为发展主体之一。
在发展方式上，从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时空压缩式赶超，转向创造动态比较优势进行并跑或领跑。过去的中国工业化，主要发展具有要素性价比特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后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资本与管理经验，以长期的技术积累和自主创新形成动态比较优势，跳过部分传统技术与产业的发展阶段，如5G、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新能源等领域直接吸收第四次工业革命成果，实现了发展时空的压缩、技术跨越式发展与产业赶超。在发展速度与规模上，中国用40年时间完成西方国家200年的工业化进程。
在全球化路径选择上，从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进行制造业国际代工，转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依赖殖民扩张获取资源与市场不同，中国工业化采取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战略，在产业链低端环节充当“世界工厂”，依托全球产品内分工，以低要素成本优势逐步升级产业链。为应对逆全球化挑战，近年来中国现代化战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主阵地作用和强大内需市场潜力，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提升，塑造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在社会与资源约束上，中国工业化走过了从就业压力、资源约束到环境等约束的艰难道路。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具有强烈的人口规模效应：14亿人口为快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力红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压力，由此倒逼工业化、城市化与就业吸纳同步推进。同时，与西方国家工业化历史上通过转移污染、掠夺殖民地等手段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不同，中国工业化面临各种严格的生态红线约束，如实现“双碳”目标等。
在区域协调发展上，中国工业化道路始终以均衡二元结构为发展主目标。与西方工业化伴随的是农民彻底市民化不同，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导致独特的“半城市化”现象，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广大农民工没有真正成为享受城市生活的市民。与西方工业化在区域发展中形成“中心－边缘”的固化格局不同，中国发展具有巨大的空间回旋余地，实施产业梯度转移战略，即通过“东部沿海－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来缓解区域发展失衡状态。
总体而言，中国工业化道路对中国产业经济理论发展具有很多重要的启示。例如，在产业发展的模式上，中国实践证明，后发国家在结构性改革驱动下可以通过“国家能力+市场开放”方式实现快速赶超，“华盛顿共识”单一市场逻辑并不一定是唯一的选择。又如，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产业链中，中国可以通过在空间上实施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对接的发展方式，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产业链集群”。再如，在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上，可以通过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为政府的治理、沿海地区开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制度工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同于“休克疗法”的渐进方案。
三、新时代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产业经济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举旗定向、掌舵领航，就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总体目标、重要原则、重点任务、方法路径，蕴含着坚定理想信念、鲜明政治导向、深远战略思维、真挚人民情怀和科学思想方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刻认识把握这一创新理论的重大意义，增强贯彻落实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一是要坚持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中国共产党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领导，不是包办一切，而是集中精力管大事、议大事，做好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这确保了产业政策能够一张蓝图绘到底，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二是要把牢发展方向。确保工业化道路服务于国家战略全局，强化实体经济根基，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确保产业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
第二，锚定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目标。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在战略定位上，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大国博弈的基础，是承载和体现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是一个内部有机联系、功能互补的复杂系统。二是它的根本任务，即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基础的现代化。
第三，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红绿灯，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推进新型工业化正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一是创新为第一动力。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推动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二是协调为内生特点。要求正确处理好城乡区域、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重大关系，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三是绿色为普遍形态。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四是开放为必由之路。强调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五是共享为根本目的。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处理好产业升级与稳定就业、提高收入的关系。
第四，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进新型工业化与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变化、把握发展主动权的主动选择。一是要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强调供给与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同时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二是要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为国内大循环畅通提供科技和产业支撑。
第五，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变量。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其中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因此要大力推进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第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原则。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和安全，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是把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作为重中之重，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提升产业体系的抗打击能力和极端情况下的快速恢复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二是要保持粮食与能源安全，强调“饭碗要装中国粮”，确保能源资源的安全稳定供应，这是产业经济发展的基石和底线。
综上所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产业经济理论创新，是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战略目标，以新发展理念为行动指南，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路径，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关键变量，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重要原则，是一套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有助于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志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