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陈新仁教授研究成果发表

陈新仁 教授

超学科研究视域下的外语教育研究刍议

陈新仁

（南京大学 大学外语部/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摘 要：外语教育不是一个单学科领域，而是一个牵涉若干学科的复杂系统，不能单纯从广义或狭义的应用语言学视域来理解，也不能单从外语教育传统话题来界定，而需要从超学科研究的视域来认识。本文立足外语教育学学科地位得以确立的时代背景，引入超学科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展外语教育学的研究范围与视角。笔者认为，超学科研究视域的问题导向性适合用来回应外语教育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并指出，外语教育的健康发展需要至少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关注，从而全面而系统地推进、深化其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外语教育；外语教育学；外语教育研究；超学科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2024年度部级重点项目“语言文字一流学科建设现状、面临形势和发展方向研究”（ZDI145-13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新仁，男，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外语教育与教学、语用学理论与应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学习文献：陈新仁.超学科研究视域下的外语教育研究刍议[J].英语研究,2025,(2):19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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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外语教育在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令人诟病的问题，譬如存在功利性倾向、大中小学外语教育衔接不良、师资队伍培训力度不足等。这些问题导致外语“小才拥挤、大才难觅”“高分低能”，外语教学“费时低效”，难以满足国家在新时代对高端国际化人才的需求（王文斌、柳鑫淼，2021：2-3）。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带来了外语专业教育的大规模扩张，几乎所有本科院校都开设了外语专业，甚至有两个或多个外语语种专业，以致外语专业培养规模长期处于高位，其后果之一便是，外语专业学生就业一年比一年困难，连续遭遇“黄牌”，而近年来的国际形势更是让外语专业就业形势雪上加霜。此外，外语教育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学生的文化认同（陈新仁，2008），削弱学生的国家意识（陈新仁，2020；陈新仁、杨金龙，2021）。

针对上述外语教育的诸多问题，我国外语教育界开展了大量研究，虽取得各种积极成果，但依然存在若干问题：第一，对外语教育的学科定位始终不清；第二，对从国外引进的外语教育理论和方法缺少全面的评估和反思；第三，对当下关涉外语教与学的众多问题缺少具有广度、深度和高度的系统性探讨；第四，对关乎外语教育的各维度研究，学界缺乏统筹兼顾；第五，对非通用语教育研究缺少应有的重视（王文斌、柳鑫淼，2021：3-7）。上述问题反映了我国外语教育界理论自信不足、反思能力不强、理论创新未成自觉、沦为国外理论和实践“打工仔”的现状。

如何解决上述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题？以王文斌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李民、王文斌，2018,2019；王文斌，2022；王文斌、李民，2017，2018；王文斌、柳鑫淼，2021；徐锦芬,2023）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外语教育学”这门学科，并从该学科视角思考外语教育的各种问题（常俊跃 等,2021；常俊跃 等，2022； 杨鲁新、张宁，2021； 张帅、唐锦兰、王琦，2022； 张天伟,2023）。本文认为，将外语教育学设立为二级学科是我国外语教育界的重要创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上述诸多问题。但仅靠外语教育界仍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尤其在关键语种规划、语种教育规模与效益、国家安全关联性、人工智能赋能等方面。为此，有必要引入超学科研究视域，发挥、整合各学科的研究力量，从不同学科全方位开展外语教育研究，从而更好、更全面地解决我国外语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

什么是外语教育学？根据王文斌、李民（2017：735），“外语教育学是一门系统探究外语教育过程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诸多因素、提高外语教育能力、揭示外语教育的规律和本质的学问”。该学科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为理论指导，以外语教育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覆盖外语教育目的研究、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外语课程研究、外语教材研究、外语学习研究、外语传授研究、外语测评研究、外语教师研究、外语教育技术研究、外语教育史研究、元外语教育研究11个分支学科，也可以说是七个研究领域（学习、课程、教材、传授、测评、教师、教育技术）、三个直接影响要素（外语教育目的的设定、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外语教育的组织与管理）和三个间接影响因素（外语教育史研究、外语教育学方法研究和元外语教育研究）（李民、王文斌，2019：26-27）。

外语教育学本质上是要“明确外语教育研究的学科地位”（李民、王文斌，2018：9），因为“从学科体系的逻辑结构看，无论将二语习得、外语课程研究等置于应用语言学这一二级学科之下，还是直接设于语言学一级学科之下，均需一个统合性学科，以填补结构体系中的逻辑空位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勾勒外语教育研究的宏观维度与微观层面，具化结构层次，完善学科体系，明确外语教育研究的学科地位”（李民、王文斌，2018：9）。可见，从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本质出发，我们应将外语教育学定位为外语学科（隶属“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其归属仍为外国语言文学或语言学门类，而非教育学，其目的在于整合上述11个分支学科。有了外语教育学，外语教育研究就有了更加清晰的定义、边界和范围，也能使众多的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群体具有清晰的学科归属感（王文斌、柳鑫淼，2021：4）。

构建外语教育学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其一，能为广大外语教育从业人员提供学科归属，提升外语教师的地位，增强外语教育能力，有利于师资队伍和学科、专业建设，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持续、繁荣发展；其二，有助于构建完善的外语教育研究体系，统筹外语教育目的、课程、教材、传授、学习、测试、教师、教育技术等各层面研究，并促进其互动与融合，全方位、多视角探究外语人才培养机制；其三，能解决二语习得研究、外语课程研究、外语测试研究等分支学科各自为战、缺乏有效互动、相互借鉴不足的问题（李民，王文斌，2018：12-13）。王文斌、李民（2017）指出，外语教育学的创建，能为外语教育研究提供顶层设计，促进外语课程、教材、教法、习得等分支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和有机融合，实现外语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

然而，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①外语教育研究者都应包括哪些人？外语教育研究者/外语教育从业人员是否仅仅包括外语教师？②外语教育研究是否应该仅仅涉及外语教育目的、课程、教材、传授、学习、测试、教师、教育技术等层面？③外语教育研究是否应该是界限、范围清晰的“统合性”学科？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考虑到外语教育的多重属性，有必要在超学科研究视域下考察外语教育研究，并以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三个学科为例，基于现有研究文献，呈现相关学科视角下外语教育研究的议题，并展望其他可能的议题。

在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和自然世界中，存在很多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变暖问题、传染病防控问题、医疗健康问题等。这些问题往往涉及多个学科的内容，依靠专业化的单一学科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只靠跨学科或多学科交叉研究难以给出圆满答案，由此便产生了超学科研究（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超学科研究”是相对于跨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而言的一个术语。跨学科研究往往立足于某一特定的学科，通过借鉴相邻学科中的概念、理论或方法，解决该学科中的问题；交叉学科研究不是从特定的学科出发，以某个单一学科为中心，而是强调两个相邻学科的合作与融合。与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不同，超学科研究是指通过整合多个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不仅关注学科之间的联系，还涉及与学科外部领域的交叉、跨越和融合，包括专业内学者与专业外的各行各业人士的跨界合作。超学科研究意味着，人们需要超越学科界限，开展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通过多元主体参与、知识全面整合和再创新来解决问题。

在交叉学科研究基础上产生的超学科研究，由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的复杂问题驱动，目的是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超学科研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问题导向，研究通常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或挑战（如气候变化、健康危机、社会不平等），而不是围绕特定学科的边界，其成果可以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社会变革和实践。二是整合性，超学科研究不是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简单相加，而是将它们整合起来，形成对问题的全面理解。三是协作性，涉及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实践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密切合作。

外语教育不是一个单学科领域，而是一个涉及若干学科的复杂系统，涉及外语传授研究、外语学习研究、外语课程研究、外语测试研究、外语教材研究、外语教育研究、外语教师发展研究、外语现代教育技术研究、语言本体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外语教育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等（王文斌、柳鑫淼，2021），因此不能单纯从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或外语教学视域来理解，而应从超学科研究的视域来加以认识。刘玉梅（2018）就曾以超学科理念为视角，反思外语学科专业的发展与建设，探讨超学科研究对优化外语学科专业、培养多元化外语人才的前瞻性意义及外语专业超学科建设的可行性和原则。事实上，外语教育学的创建者也指出，“外语教育学具有超学科性、主题导向和应用与实践取向等典型特征”（王文斌、李民，2017：738），然而“外语教育学以解决外语教与学这一实践问题为主线，融合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多维度、全方位解决外语教育中面临的课程、教材、教师、测评等诸种问题”（王文斌、李民，2017：738）的说法似乎不够全面，外语教育学并不完全等同于外语教育研究，前者是学科概念，后者是研究领域概念。外语教育研究不应仅仅关注外语的教授与学习，还应包括外语教育的语种规划，特定语种的教育规模，外语教育对国家安全、文化认同的作用与影响等重要议题。

鉴于王文斌、李民（2017）并未展开讨论外语教育学的超学科研究，本文拟立足外语教育学学科地位得以确立的时代背景，引入超学科研究视域。本文认为，超学科研究视域的问题导向性适合用来回应外语教育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外语教育需要也实际上得到了至少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不同学界研究者的共同关注，这对于全面、系统地推进外语教育的综合发展，深化其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价值。外语教育无须成为一个界限、范围清晰的“统合性”学科。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从自身学科的视角出发，都可就外语教育提出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观点、建议。通过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外语教育才能得到全面的、健康的发展。

外语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许许多多的学科。例如，李民、王文斌（2019）提出可从哲学视角考察外语教育问题，他们认为元外语教育研究、外语教育学方法研究和外语教育目的研究都可归入哲学层面的探究；从历史学角度可以研究外语教育史。这里，笔者从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三个视角，基于现有研究文献，呈现外语教育研究的常见议题以及其他可能涉及的议题。

3.1 政治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

政治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关注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官方政策（包括教育政策、语言政策等）如何影响外语教育的实施与发展，外语教育对国家安全、文化认同、软实力等的作用与影响，以及外语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等。

关于官方政策如何影响外语教育，相关研究成果丰硕、视角多样。例如，张天伟（2021）对我国的语言政策如何影响外语教育政策的内容与实施进行了系统梳理。孙雨、沈骑（2023）剖析了语言教育规划对于我国大学英语课程规划的影响。范晨虹、党争胜（2023），孙小孟（2023）都探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应该如何推进高校外语教育改革从而更好地培养国际化人才。蔡基刚、廖雷朝（2014）从国家外语能力建设视角分析了大学外语教育的规划问题。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国家安全政策对中国外语教育的影响（如赵蓉晖，2010；江文清，2020）。

关于外语教育如何影响文化认同等方面，陈新仁（2008）探究了全球化语境下外语教育对学生文化认同的消极影响，指出外语教育如果不加鉴别地呈现相关外语文化的优越性，会给一些外语学习者带来精神方面的异化，消解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何明霞（2022）剖析了外语教育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促进“让世界读懂中国”方面的重要意义。张天伟(2015）探讨外语教育在维护国家安全、应对国际威胁方面的作用，提出了确定国家关键语言的重要因素及相关问题。

此外，一些研究还探讨了外语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如陈新仁，2020；王俊菊、魏鲁鸿，2022；杨枫，2022）、民族认同（陈新仁，2008）等。

除了上述话题，政治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还可以关注外语教育如何影响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国际合作和全球政治经济，探讨外语教育在推动社会变革（如促进社会包容、教育公平）和政治改革中的作用，考察外语教育如何影响少数群体的语言权利和文化表达等。

3.2 经济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

经济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主要关注外语教育的经济价值、成本（如师资、教材、培训等）与收益（如工资水平、国际交流等）、市场供需、资源分配、外语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例如，张卫国、刘国辉（2024）从语言经济学角度，提出中国外语教育应该充分认识语言的经济价值和效用，加强外语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外语教育投入；他们还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发现外语能力与中国城市居民工资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外语能力的回报率会随着收入分布的状况而变化。杨传鸣（2015）在语言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提出，应该依据市场对人才的动态需求构建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评价指标体系。卢加伟（2015)则提出，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应该按照市场需求合理控制规模，实现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的转向。张建磊、孙旭辉（2017)聚焦新疆少数民族英语专业学生,在语言经济学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指导下,评估了个人外语教育投资决策的效果。

此外，经济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还可以关注外语能力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跨国公司运营等，外语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如何影响个人和社会的经济行为和决策，外语教育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以及外语能力如何影响就业和职业发展等。

3.3 教育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

教育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主要关注外语教育政策、外语教学方法、外语课程设计、外语教师职业发展、外语学习者差异、外语教材、外语评估与测试、外语教育技术等话题。

以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为例，相关话题的研究主要聚焦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外语教育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教育实践和学习者的影响。例如，张京涛、马文华(2022)采用博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的语言政策理论，从语言信仰动机、语言实践动机和语言管理动机三个维度，分析了欧盟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相关动机。张天伟（2023）在外语教育学的框架下,探讨了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何体现不同参与者的能动性及其与不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张蔚磊、邹斌（2023)探究了我国英语教育政策实施中不同学段的英语教育之间的脱节与重复，英语教育资源不足、分布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对策。

教育学视角下外语教育研究的重头戏是外语教学方法与策略研究，包括对不同外语教学方法和策略，如交际法、任务型语言教学、沉浸式教学等的探索和评估。这方面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本文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外语教学理念与方法如何发生变化吸引了一批外语学者，值得特别关注。例如，秦颖（2023)以ChatGPT为例，呈现了人机共生外语学习的若干场景，并分享了人机合作学习的一些方法。陈新仁（2024）探讨了如何利用ChatGPT开展语用教学。

此外，教育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还特别关注学习者差异，研究不同背景、年龄、性别、智力、性格、背景知识、学习风格等的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中的表现和需求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影响；开展外语教材研究，开发和评估外语教学材料，包括教科书、多媒体资源和在线学习工具；研究二语习得的教育学原理，评估外语教学活动的有效性，并提供改进建议；研究外语学习评估方法，探讨如何通过评估和反馈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开发和评估用于测量外语能力的语言测试工具和标准；探讨信息技术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如多媒体教学、在线学习平台、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研究外语教师的培训、专业发展以及教师的教学信念和实践等。

需要强调的是，除了上述政治学、经济学和教育学视角，现有文献还从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视角开展外语教育研究，这里不一一展开呈现。需要指出的是，各个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其实也存在各种交叉，如教育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与人工智能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都涉及信息技术在外语教育中的运用问题；心理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与认知科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都涉及情感与外语学习。尽管它们的研究侧重点可能存在差异，但显然也存在合作的可能，如可以结合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知识，研究人工智能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总之，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既分工，又合作，彼此可以相得益彰。

本文在充分肯定外语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的意义的基础上提出需要进一步拓展外语教育研究的视域，认为有必要区分外语教育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与作为二级学科的外语教育学不同，外语教育研究将外语教育视为一个超学科的研究话题或领域，其外语学科性质只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研究内容可以涵盖外语课程、教材、教法、习得等话题，但又不限于此，具体取决于研究目的、学科视域与理论视角。基于此，本文引入超学科研究视域，提出下列观点：

（1）外语教育研究者不应只包括外语教师，而应包括所有参与外语教育研究的人员，他们不只来自外语教育界，也可能来自政治学界、经济学界、教育学界、认知科学界等。

（2）外语教育研究不应仅仅涉及外语教育目的、课程、教材、传授、学习、测试、教师、教育技术等层面，还应涵盖外语教育规划、外语教育对国家安全及文化认同等的影响。

（3）外语教育研究不应是一个界限、范围清晰的“统合性”学科，而应是一个可供多个相关学科介入研究的开放领域。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外语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如语种设立的不合理、特定语种规模的无序扩张、学生的认同危机、就业难）不能归咎于外语教师，也不能归咎于外语研究者，其本质上是由其他学科视角下的研究缺位所致。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从超学科研究视域就中国外语教育提出的一些看法未必深刻，期待同行就这一话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只有群策群力、百家争鸣，方能让我国外语教育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