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an, W. (2026). The US–China tension and global reallocation of Chinese STEM talen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54*(2), 484–510.
引言与研究背景
自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既有文献大多聚焦于关税壁垒对双边贸易的冲击、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变动，以及选举政治的反馈效应。然而，在这场宏大的大国博弈中，一个往往被忽视的隐性代价正在显现，教育服务贸易的衰退，尤其是中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赴美留学的断崖式下跌。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科学研究也从未真正脱离过政治的引力。近年来，美国在STEM领域对华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收紧签证与移民法规、实施“中国行动计划”以及对敏感技术转移的严格审查。这些政策直接增加了具有STEM背景的中国学生在美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不确定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STEM领域的中国学生几乎未受到针对性限制。这一政策冲击的非对称性，为评估中美关系紧张对教育服务贸易的因果影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自然实验场景。
文章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中美紧张局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中国STEM学生赴美深造？这些未能赴美的学生流向了哪里，是留在国内还是转向其他非美国家？在这一全球再配置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学生是否表现出不同的决策模式？
理论框架与研究视角
文章巧妙地将国际教育视为一种可贸易的服务产品。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本质上是美国对中国出口教育服务。美国实施的签证限制和提高的审查门槛，可以被视作一种非关税壁垒。这种非关税壁垒不仅直接阻断了部分服务贸易的进行，更重要的是引发了需求侧的预期变化。
当美国教育服务面临政策壁垒时，学生需要在替代品之间进行选择：一是留在母国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二是转向其他非美国家。这一选择过程涉及到不同教育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内外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通常低于不同国外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然而，随着中国顶尖高校在理工科领域的迅速崛起，国内STEM教育质量与国际顶尖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文章推测，在面对美国设置的非关税壁垒时，国内教育与非美外国教育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可能呈现出相近的替代弹性。
此外，文章还引入了不确定性预期与信任机制。中美紧张局势提升了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微观个体的反美情绪。这种情绪和预期的转变，从需求侧削弱了美国教育的吸引力，促使学生在申请阶段就主动放弃了赴美计划。
数据来源与样本构建
为了精准刻画个体的留学决策，文章主要采用了一组来自中国某顶尖高校（未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个体微观行政数据。该数据涵盖了2009年至2023年间7,617名毕业生的深造去向与个人背景信息。由于该校学科门类齐全，样本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顶尖大学毕业生群体的跨学科特征。学生被分为STEM（理学、工学、农学、医学）与非STEM两大类。
为了弥补单一高校样本在外部有效性上的不足，文章引入了多套补充数据。一是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的Open Doors数据和国土安全部的SEVIS数据，用于从宏观层面验证中国留学生赴美人数的变化；二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用于测度中美摩擦是否在STEM群体中引发了相较于非STEM群体更强烈的反美情绪；三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用于检验性别间风险厌恶程度的差异，为异质性分析提供微观行为基础。
实证策略与识别方法
文章的核心实证策略是双重差分法。以2018年中美紧张局势全面升级为政策冲击时点，将STEM学生作为处理组，非STEM学生作为对照组。基准模型控制了专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吸收不随时间变化的专业固有差异以及宏观经济周期和新冠疫情等共同冲击。
由于因变量为二元选择变量（是否赴美），传统的线性平行趋势假设可能失效。文章采用了前沿的非线性DiD方法，在Logit和Probit模型框架下对处理效应进行了估计，并运用Wooldridge（2023）的方法允许处理效应在不同队列和时间上存在异质性。同时，通过事件研究法对政策实施前的平行趋势进行了严格检验。
在探究学生的再配置流向时，文章构建了多项Logit模型，将深造去向划分为美国、非美外国国家以及留在中国三个互斥选项，以美国作为基准组进行对比分析。此外，文章还利用宏观面板数据构建了引力模型，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法（PPML）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贸易流量的视角再次评估政策冲击的规模。
核心研究发现
文章的实证结果清晰地描绘了中美摩擦下中国STEM人才的全球流动图景。
第一，赴美深造意愿断崖式下跌，教育服务贸易大幅萎缩。基准回归表明，2018年之后，STEM学生赴美深造的概率显著下降，平均降幅超过40%。如果将这一基于顶尖高校样本的估计外推至全国，意味着每年有超过5,000名中国STEM研究生放弃赴美。事件研究法的结果显示，在2018年之前，两组学生的赴美概率没有显著差异，而在2019年之后，负向效应开始显现并持续扩大，验证了识别策略的有效性。
第二，再配置效应显著，国内与非美国家平分秋色。去向分析揭示了非常有趣的现象：未能赴美的STEM学生，几乎同等比例地转向了非美外国国家和留在国内深造。这两种再配置效应在规模上高度接近。这一发现打破了传统认知，表明中国顶尖高校的STEM教育质量已经具备了与国际非美顶尖高校相媲美的替代能力，国内外教育产品的替代弹性正在收敛。进一步细分非美国家发现，英国和瑞士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与其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世界顶尖排名高度吻合。
第三，性别差异凸显，女性更倾向海外避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女性STEM学生在面对中美紧张局势时，比男性表现出更强烈的离开美国的倾向，且她们主要转向了非美外国国家；而男性学生则更多选择留在国内。文章结合CHFS数据发现，女性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厌恶。同时，结合国际移民文献，女性在留学决策中往往带有更强的长期移民倾向，以逃避母国职场性别不平等。因此，即使美国通道受阻，她们依然会积极寻求其他海外国家的替代方案。
机制检验与深层动因
为了揭开大规模贸易抑制效应背后的黑箱，文章从供给和需求两端进行了机制探讨。
非关税壁垒的直接阻隔。美国对敏感专业签证期限的缩短以及针对特定背景学生的拒签，构成了实实在在的贸易壁垒。数据显示，2018年前后中国学生F-1签证的拒签率出现明显上升，第10043号总统公告更是直接导致了一定规模的签证拒发。这构成了供给侧的硬性约束。
需求侧的预期转变与情绪驱动。除了签证受阻，学生主观意愿的下降同样是关键渠道。中美紧张局势加剧了学生对在美安全和发展前景的担忧。利用CGSS数据，文章对比了2008年和2018年STEM与非STEM群体对北美人群的接受度。结果证实，中美摩擦显著降低了STEM群体对北美洲人的亲和度，且这种负面情绪远大于对日本、欧洲等其他地区人群的影响。这种情绪的蔓延直接削弱了美国高校的吸引力，导致申请数量在源头就出现了下滑。
美国高校的供给端未显收缩。有趣的是，文章发现美国高校并未在录取环节主动大幅削减对中国STEM学生的offer。录取数据的平稳表明，美国高校出于财务依赖（国际学生带来的巨额学费收入）和科研人力需求，并未在供给侧配合政府的限制政策。因此，赴美人数的下降主要归咎于签证壁垒和学生需求侧的自发退缩。
稳健性检验与宏观印证
文章进行了一系列严谨的稳健性检验。首先，将深造样本扩展至包含直接就业和待定状态的群体，多项Logit结果表明，受影响的学生并未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而是继续寻找替代的深造机会。其次，通过安慰剂检验发现，那些在研究生阶段转向非STEM专业的本科STEM学生，并未受到政策冲击的负面影响，反向印证了政策的精准打击对象。此外，排除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排除港澳台地区深造样本以及控制劳动力市场薪资水平后，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在宏观印证方面，利用Open Doors和SEVIS数据构建的引力模型再次确认，中美摩擦导致在美就读的中国STEM学生数量显著下降。特别是在博士群体中，由于涉及前沿研究且留美意愿更强，其受到的负面冲击比硕士生更为猛烈。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文章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地缘政治冲突如何重塑全球高端人力资本的配置版图。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博弈，不仅表现为技术封锁与产业链重组，更在无形中切断了长期以来的科研人才流动管道。超过40%的赴美跌幅意味着美国正在流失大量来自中国的顶尖科研后备力量，这不仅直接削弱了美国高等教育服务的出口创汇能力，更可能在未来长周期内影响其本土的科研创新产出与知识溢出效应。
对于中国而言，大量原本计划出国的优质STEM生源回流，短期内为国内研究生教育注入了活力，可能加速本土科研人才红利的积累。对于英国、瑞士等第三方国家而言，它们凭借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在中美博弈的缝隙中获得了人才吸纳的红利。
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关于地缘政治经济后果的文献，也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人才流动提出了严肃的警示。科技人才的跨国流动是推动全球知识扩散和技术进步的关键引擎。当政治壁垒阻断这一流动时，受损的将不仅仅是流出国的学生个体，更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科学共同体的长远利益。在未来，如何重塑健康的国际科研合作环境，将是决定全球科技发展走向的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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