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随笔
拄拐杖的校长
侯义良
拄拐杖的校长是我上小学时的一位校长，他腿有残疾，走路需要拄拐杖。拐杖是我们农村做田用的铁锹柄，其实就是一根木棍。这根木棍一直支撑着他，走完了他的教学生涯。
他是我们的校长，也是我们的任课老师。他什么课都教，我们都很佩服他。认为他非常有本事，什么都懂，上课风趣幽默，很能吸引我们，其实更吸引我们的还是他那根拐杖。校长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把拐杖靠在教室的门边，跛着腿给我们上课。在没有拐杖支撑的情况下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的，那一定很艰难的。可那时我们都还小，不懂事，有些调皮的学生甚至跟老师做恶作剧，趁老师不注意，就把老师的拐杖给藏起来，让他找不着。站了一节课的老师下课竟找不到自己的拐杖，心里不免有些恼火，但面对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他又没有办法，只好坐在教室给我们讲故事讲笑话，逗我们开心，所以大家也就不再跟他闹恶作剧了。
我们刚上小学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学校就是几间破草房，坐落在一座荒山上。周围杂草丛生，还有许多坟山包。校长就拄着拐杖带着我们除草开荒，想把荒山改变成学校的劳动园地。他用那根拐杖丈量着面积，一块一块地分给我们各个班级。我们那些孩子就在他拐杖丈量的范围里清除杂草，翻土，做畦，然后做成一块块劳动园地。校长也和我们一起劳动，他用铁锹当拐杖，一锹一锹地挖得比我们还要有力。后来校长又带着我们在园地上种些蔬菜和杂粮，有小麦玉米红薯油菜等等，再把这些收获来的成果换来钱做教学经费。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种出来的高粱成熟时满园都是红彤彤沉甸甸的高粱穗，那翻出来的红薯个顶个的大，惹得路过的村民不住地啧啧称赞。
后来，学生多了，教室不够用，大队准备再盖几间房子。那时生产队都很忙，所以平整基地的任务就是我们学生自己的事了。我们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生每人都要从家里带来劳动工具，有钉耙有铁锹有簸箕。大孩子带大型的如钉耙铁锹，我们小的孩子就带簸箕之类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拉高平低，平整房基，将高处的土挖起来运到低处。那片荒山到处都是以前人家的老坟，也没有户主了，老师带我们把一个个坟山包平掉，平掉的坟里有白森森的骷髅，我们年纪小的负责运土，一根根白骨就随着我们运土的簸箕被运到低洼处了，我们当时只觉得有兴趣，没有一点惧怕的，有些胆子大的同学还拿着白骨当做武器在手中挥舞着，跟别人干仗。因为那个时期不允许讲封建迷信的，所以大家都不怕什么鬼神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地基平整好了，大队就派人盖了几间新的校舍。
新的校舍建成后校长就带我们在房屋周围栽树，凡能栽树的地方校长都要我们栽树。树与树之间的距离也是我们校长用拐杖量出来的。他把自己的拐杖放在地上，一瘸一拐地丈量着距离，在他满意的距离处，就用拐杖使劲地戳一个洞，那就是我们栽树的准确位置。接着他就这样继续量下去，继续戳下去，在我们学校的房前屋后让校长戳出了一行行的洞。后来我们就感觉到，校长的拐杖不仅能支撑着他走路，还能当尺子用。几年后校园里就在校长拐杖戳过的洞里长出了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小树，小树与我们一起慢慢长大，直到长成可用之材。
我们上小学时正是国际形势比较紧张的时候，全国到处在搞练兵。我们也不懂，只听校长说“敌人”要打我们了，我们要做好战斗准备，于是我们在学着练兵。校长给我们每人发一支红缨枪，就是一根小竹竿上头插一个木头做的小梭镖。学着《地雷战》里的那些小哨兵，每天都在训练着。当时我们的体育课就是练兵课，校长拄着拐杖给我们上体育课，训练我们如何使用红缨枪，如何跟敌人打仗。教我们的时候，校长就用自己的那根拐杖当红缨枪，在手里不停地舞弄着，在我们眼前，那根拐杖仿佛就是一杆枪，能随时跟敌人打仗。我们都很认真地看着听着，感觉校长很有本事，都认为校长肯定打过仗，要不然他怎么会把那根拐杖舞弄得跟使枪一样呢。
体育课训练一段时间以后，校长就带我们进行实战演习了。演习之前校长给我们做战前讲话，说“敌人”会突然来袭击我们的，我们要做好准备，在紧急情况下我们要能紧急行动。于是校长就在我们上课没有一点戒备心理的时候，突然吹起哨子，说“敌人”来了，要我们赶快出击。于是我们立即拿起自己的红缨枪从教室里一个个跌跌撞撞地冲出来，在操场上紧急集合，迅速地杀向校园后面的小山坡上。校长也拄着拐杖跟我们一起跑，虽然他腿有残疾行动不便但在拐杖的支撑下竟然跑得和我们小孩子差不多快。那小山坡上是一片桑树林，桑树叶很茂盛，我们埋伏在这片桑树林里面，让“敌人”看不到我们。但我们似乎并没有在意有没有什么“敌人”，我们在意的是桑树上结了许多许多的桑葚，紫红色的桑葚已经熟透了，挂在枝头上似乎在诱惑着我们，我们实在忍不住了，也不顾有没有“敌人”来袭击我们，都一个劲儿摘着桑葚吃起来了。等校长拄着拐杖气喘吁吁地跑到桑树地里来的时候，我们都吃得差不多了。校长看着我们一个个都被桑葚染成紫红色的嘴脸，也忍不住地笑了。于是发出命令说“收兵”，于是我们就扛着红缨枪排着队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回到教室又继续上课了。
校长也有严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他会狠狠地训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了山坡上的桑葚已经熟透了，于是我们就找机会偷偷地钻到山坡上去吃桑葚，有时竟然忘记了上课。校长就拄着拐杖在“间谍”的带领下，把我们一个个从山坡上给揪下来，再揪到办公室里站着。校长进来后，一句话也不说，冷不丁地用拐杖朝办公桌上狠狠地一锤，“通”的一声把我们几个孩子吓得浑身颤抖，然后他又用拐杖有拐的那头在我们的头上一个个地敲着，虽然有点疼，但我们一句话也不敢说，也不敢哭。后来才跟我们说道理，可我们连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我们都被吓傻了。从那以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再也不敢偷偷跑出去吃桑葚了，也不敢再逃学了。
在文革最激烈的阶段，我们校长也受到了一些冲击。比我们大一些的学生趁此机会来整我们校长，说校长在搞师道尊严，搞属于封资修的那套，还经常惩罚、摧残我们革命的接班人。于是那些人就给他罗列了一些“罪名”，开始批斗我们校长。他们让校长站在高高的台子上，不让他拄拐杖。下面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和被校长惩罚过的学生都来检举揭发批判他。校长在台子上就靠一条腿独自支撑着身体，显然过不了一段时间他就支持不了了。那些人就说他不老实，有人甚至说要让他跪下来。等批斗会结束的时候，校长即使拄着拐杖也不能从台子走下来了，我猜想他那另一条好腿可能也要出问题了。幸亏农村的革命闹得还不是那么的凶，时间不长，批斗校长的运动就很快到了尾声，校长也回到了教学岗位。
后来，我们小学毕业了，离开了我们的母校，上了初中、高中，再往后就走上了工作岗位，也操起了和校长同样的行当，和他不同的是我没有拄拐杖也没能当校长。站在讲台上我才真正地明白：一个健全的人长时间地站着讲课是多么的艰难，何况一个残疾的人呢？
这位常年拄着拐杖的老校长，把一辈子的心血全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一辈子教书育人，他始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待工作从不懈怠半分；待人忠厚热忱、心地良善，平日里待人接物温和宽厚，脸上总带着温润和善的笑意，深受历届师生敬重爱戴。哪怕腿脚不便，他依旧坚守讲台、奔波校园，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担当，生动诠释何为温润纯粹的师者风范，也以自身不屈的姿态，刻画出坚韧不拔、向阳而立的可贵精神。
岁月流转，如今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已然步入耄耋之年，岁月虽染白了他的双鬓，却丝毫未曾消磨他的精气神。如今的他精神矍铄，身体硬朗康健，日常起居完全能够自理，平日里行动从容如常，日子过得舒心自在。唯一悄然变化的，是陪伴他多年、粗糙质朴的铁锹木柄拐杖，换成了轻便稳固的金属拐杖。这根藏着儿女们孝心与牵挂的拐杖，材质坚实耐用，握着舒适安稳，稳稳地托住老人的步履。这根满载亲情的拐杖将常伴其身，陪着他慢悠悠漫步庭院、闲看云卷云舒，安享儿孙绕膝、万事顺遂的幸福岁月，日日皆有舒心欢愉，岁岁常伴安稳喜乐，在平淡温暖的日常里，尽享从容安逸、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
编辑:蔡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