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警服递毒烟,查案全靠“造”案——南京这个副所长把执法玩成了犯法!

 副所长自导自演“缉毒大片”，害了6个孩子换5年刑——这波操作“刑”不“刑”？

---2024年1月设局，2026年4月宣判，这笔账到底怎么算的？

前几天，一条新闻刷屏了：南京某派出所副所长马某，因为欺骗他人吸毒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同案三名社会人员也一并获刑。

刚看到标题你可能会想：警察抓毒贩被判刑？是不是搞反了？点进去一看才知道，这事儿比电影还敢编——不是警察抓了毒贩，是警察自己当了“毒贩”，给6个未成年人送毒烟、骗他们吸、然后再抓他们。

用网友的话说：这哪是缉毒执法啊，这分明是“自产自销一条龙”。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件事——分三步走：时间线捋一捋、为啥审了这么久、这位副所长到底还犯了哪些罪、如果全算上能判多少年。全程大白话，不整那些云里雾里的法律术语。

一、时间线：“造案大戏”分几步走？

咱们先像看剧本一样，把这场“副所长自编自导自演”的荒唐大戏，一帧一帧拆开来看。

第一幕｜2023年10月：毒品“转正”，成了致命道具

先交代一个背景：依托咪酯，俗称“太空油”，是一种医用麻醉成分，但有不法分子把它加进电子烟油里，当“上头烟”卖。吸了会产生幻觉、肌肉抽搐甚至昏迷。2023年10月1日起，国家正式将依托咪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也就是说，从那天起，依托咪酯在法律上就是“毒品”了，贩卖它就是贩毒，吸它就是吸毒。

第二幕｜2024年1月：任务压顶，动了歪心思

时间来到2024年1月。马某是南京某派出所的副所长，手上有“查处任务”要完成——类似KPI考核，完不成可能影响评优晋升。

于是他找到社会人员徐某，让徐某帮他“搞线索”。问题是，徐某手上也没什么真线索。徐某就问马某：“依托咪酯的线索可以吗？”马某点了头。

注意这个细节——是副所长亲口认可了“依托咪酯”这个选项的。一个管禁毒的副所长，不可能不知道依托咪酯三个月前刚被正式列管为毒品，他只是不在乎。

第三幕｜宾馆房间：6个孩子被推进火坑

徐某通过别的人脉，召来了6名未成年人。马某这边也没闲着，他亲手将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交给了徐某。徐某等人带着电子烟，把6个未成年人领到一家宾馆，骗他们吸了下去。

也就是说，这出戏的“道具”——含毒电子烟——是副所长本人提供的。而这些孩子根本不知道烟里加了什么。

一个本应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毒品的警察，亲手把毒品送到了孩子嘴边——这画面光是想象一下，就让人后背发凉。

第四幕｜“收网”：自产自销的“缉毒战果”

孩子们吸完毒，徐某立刻联系马某。马某带着人赶到现场，“查获”了这6名吸毒的未成年人。一场“缉毒行动”圆满收官，“任务数据”有了，功劳簿上又可以画一笔了。

这套流程，行云流水，像极了“自产自销”——自己造案、自己破案、自己立功。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是犯罪。

第五幕｜2026年4月：迟到的判决

又过了两年多，2026年4月，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马某犯欺骗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三名社会人员也因该罪被判刑。

这出荒唐的“造案大戏”，终于落下了帷幕。

为什么审了两年多才判？

很多人看到时间线都会问：2024年1月犯的事，2026年4月才判下来，怎么要这么久？

这里需要科普一下司法流程，不是法院“磨洋工”，而是流程本来就这么复杂：

第一步：侦查阶段。 别看马某就是警察，这案子他自己“查”不了。案发后马某落网，这件事涉及警官犯罪，需要回避，很可能是由上级公安或检察机关直接介入侦办的。光是调查取证、审讯、追查同案犯，再加上案情复杂又敏感，侦查羁押期限加延期，少说几个月就过去了。

第二步：审查起诉阶段。 侦查完毕后移送检察院。检察院要审查全部卷宗、提讯嫌疑人、可能还要退回补充侦查（法律规定最多可以退回两次，每次一个月）。这又是一大段消耗。

第三步：审判阶段。 法院受理后，按规定要在两到三个月内宣判，但碰到案情复杂、涉及多名被告人、社会影响重大的，经上一级法院批准还能再延长。马某案涉及警官犯罪、多名未成年人受害、社会人员共犯，属于典型的“复杂案件”，审得细、慎之又慎，是完全正常的。

还有一个隐藏关键： 马某是副所长，在系统内干了这么多年，人脉关系不知“盘”了多少层，查他就像“剥洋葱”，剥开一层还有一层。有人曾质疑过，这案子在系统内真的没有阻力吗？会不会有老同事、老领导想要“捂盖子”？虽然没有任何公开信息证实这种猜测，但两年多的审理周期，至少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

归根结底，两年多的时间看似漫长，但对于一桩“执法者设局构陷未成年人吸毒”的重大敏感刑事案件来说，每一步都不敢含糊。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执法系统内部能少一些“保护主义”的干扰，这案子或许还能更快一些。

二、马某还涉嫌哪些罪名？如果全算上能判多少年？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法院判了“欺骗他人吸毒罪”五年，是不是太轻了？马某还犯了别的罪吗？如果全都算上，他能进去几年？

咱们先把法条掰开来捋一捋。

（一）已判罪名：欺骗他人吸毒罪

《刑法》第353条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且，引诱、教唆、欺骗未成年人吸食毒品的，从重处罚。

马某这边“情节严重”buff叠满：受害人均为未成年人、一次骗了6个、利用执法者身份。法定刑是三年到七年，法院判五年，是在这个区间内从重处理的，法律逻辑上说得通。

（二）其他可能涉嫌的罪名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马某除了已判的罪名，是否还涉及其他刑事犯罪？咱们来一一分析。

1. 滥用职权罪——《刑法》第397条

这是可能性最大的一条。

法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徇私舞弊犯该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仔细对照：马某是派出所副所长，正儿八经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利用打击毒品犯罪的法定职权，却将其异化为“制造毒品犯罪”的工具，这就是典型的滥用职权；他制造了6名未成年人吸毒的后果，导致这些孩子受到毒品侵害甚至要承担吸毒的法律后果，这是“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典型表现。而且他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徇私”色彩——为了完成考核、保住自己的政绩，这就是“徇私舞弊”。

那为啥一审法院没定这个罪？这就牵涉到一个法律原理：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简单说，马某的同一行为（给未成年人送毒烟）同时碰了“欺骗他人吸毒罪”和“滥用职权罪”两条红线。法院通常会从一重罪处罚，欺骗他人吸毒罪在有“情节严重”加码后最高能判七年，滥用职权罪一般情形最高判七年，但徇私舞弊情节特别严重可达十年。两者比起来，滥用职权罪在极端情况下更重。不过司法实践中，法院更倾向用“欺骗他人吸毒罪”这个更精准的罪名来定性他的行为。

2. 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吸毒——也是《刑法》第353条，但角度不同

“欺骗”和“引诱、教唆”虽然写在同一法条里，但含义不同。“欺骗”是隐瞒真相（比如不告诉孩子们烟里有毒品），“引诱”和“教唆”是通过诱导、劝说、怂恿等方式让本没有吸毒意图的人产生吸毒意图。

马某和徐某等人的行为虽然判决书上定的是“欺骗”，但从实际案情看，如果他或徐某对孩子们说过“来，这个可好了”“吸了这个可爽了”“没事的这不是毒品”之类的话，就具备了“引诱、教唆”的要素，也是同一个法条下的从重情节。何况法条明确规定：欺骗未成年人吸食毒品的，从重处罚。法院判处五年，这个从重处罚因素肯定已经在量刑时考量过了。

3. 徇私枉法罪——《刑法》第399条

这个罪名有点特殊，需要专门说一说。

法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马某是警察，属于“司法工作人员”。他把吸毒行为引诱、主动促使发生，再对无辜者立案追究，这符合“对明知是无罪的人使他受追诉”的特征。但是——这里有个关键的“但是”——那6名未成年人客观上确实吸食了毒品（虽然是被人诱骗的），所以他们在形式上属于“有吸毒事实”。司法实践中，如果被追诉人客观上确实有该行为（即便是在引诱之下发生的），通常不易被认定为“对无罪的人进行追诉”。所以这条罪名成立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但如果检察机关深入追查，也不是绝对不可能。

4. 非法提供毒品罪——《刑法》第355条

马某亲手将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交给徐某。依托咪酯作为第二类精神药品，非法提供给他人的，如果达到一定数量标准，是有可能构成非法提供毒品罪的。但结合案情来看，他提供毒品的目的是为了让徐某去“欺骗”未成年人吸毒，主观恶意更加严重。因此，这个行为通常会被吸收到欺骗他人吸毒罪这一整体犯罪计划中去，成为主罪的一部分情节，不再单独定罪。

（三）如果数罪并罚，最高能判多少年？

这个推演虽说是假设，但完全有法律基础，咱们一项项算，看看这位副所长“亏没亏”。

假设一：欺骗他人吸毒罪（已判）+ 滥用职权罪【基本刑】

• 欺骗他人吸毒罪：5年（已判）
• 滥用职权罪：假设法院认定了这个罪名，按徇私舞弊基本刑判处3年
• 合并执行：按刑法规定，总和刑期在8年以下，数罪中最高刑5年以上，酌情决定，大约在5-7年区间

假设二：欺骗他人吸毒罪（已判）+ 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

• 欺骗他人吸毒罪：5年（已判）
• 滥用职权罪：涉及6名未成年人，可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判处5-8年
• 合并执行：总和刑期在10-13年，数罪中最高刑6年以上，大约在6-10年区间

假设三：如果还认定了徇私枉法罪

• 欺骗他人吸毒罪：5年
• 滥用职权罪：3-5年
• 徇私枉法罪：3-5年
• 合并执行：总和刑期可能达到11-15年，最终执行刑期在数罪最高刑5年以上（最高5+5+5=15年，但按刑法规定具体定多少需法院酌情裁量）。

法律上限是什么？

根据《刑法》第六十九条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以马某目前被判的五年来看，就算叠加其他罪名，总刑期也很难超过二十年这个天花板。但重点不在于单个罪名能判多少年，而在于——如果认定其为滥用职权罪，该罪名带来的政治后果和社会评价，远比欺骗他人吸毒罪更重。这意味着对执法权力的滥用、对公职人员身份的背叛，是更根本性的一种否定。

目前来看，一审法院是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定罪策略，只认定了欺骗他人吸毒罪这一个罪名。是否会有检察机关就其他罪名补充起诉，或者二审是否会有调整，都还要继续关注。

三、写在最后

说完了时间线、聊完了罪名，最后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一个副所长，为了完成“查处任务”，亲手给6个未成年人送上毒品——这件事本身，已经超越了普通人对“执法失范”的理解，直接迈入了“魔幻现实主义”的领域。

有媒体评论说得好，这已经不是“钓鱼执法”了，是“杀良冒功”——只是这次用的是毒烟。而这种行为的根源，除开马某个人丧心病狂之外，还有一些指标考核的畸形逻辑在作祟。当查处任务变成僵化的考核指标，就会冒出这种“用犯罪数据充业绩”的荒唐事。

有网友调侃说得好：这哪里是“严格执法”，分明是“编个法再执”。

五年刑期，对一个副所长来说够不够重，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但更重要的，是搞清楚这出“造案大戏”从头到尾到底哪些人参与、哪些人默许、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法院已经判了一圈，但公众的追问不会停：谁下的指标？谁定的考核？谁批准了这样的“侦查方案”？那些被诱骗吸毒的孩子，谁来弥补他们被毁掉的人生？

这个案子，如果只是把马某送进监狱就算翻篇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因为“马某”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套出了问题却没人敢动的机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