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初，秋雨霏霏，夜色浸透了钟山麓的松柏，八号楼却灯光通明。军区卫勤处几位军医来回穿梭，手里那摞厚厚的化验单，像是随时会滑落的雪片。许世友静静躺在病榻上，呼吸间透着浓烈的酒气，那是他午后还坚持“提神”喝下的黄酒。
医师高复运蹙眉叮嘱，“首长，得多休息。”许世友只摆了摆手：“老子打了半辈子仗，哪有这么娇气？”言罢又要起身练拳，被警卫员小朱轻轻按住肩头。众人面面相觑，心底却更添不安——肝区肿痛已让他连坐起都要喘。
几天后，南京军区党委拿到了总医院的会诊意见：肝硬化基础上并发肝癌，建议尽快转北京301医院。签字栏里，司令员向守志、政委傅奎清、参谋长刘伦贤等人一道写下名字，可真正难过那道坎的，还得是许世友本人。
聂凤智被视为“关键钥匙”。9月12日晚，王秘书捧着电报冲进聂家，顾不得老首长睡意正浓，低声急道：“聂司令，许总出大事了！”聂凤智翻身而起，披衣看完病情摘要，黑着脸只回了两个字：“知道。”接着挥笔签字，却难掩抖动。
翌日清晨，聂凤智携夫人何鸣赶赴青岛海军招待所。两位老兵四目相对，空气里压着几十年的生死情义。聂凤智绕弯儿劝：“首长，检查不费事，坐飞机去北京，一趟就回。”许世友冷哼：“我命大，不用你们操心。”一句话，把所有好言好语挡了回去。
聂凤智退到院子，叹了口气，只能另寻助力。杜平、唐亮、肖望东接连登门，五张苍老却焦灼的面孔轮番做工作。许世友依旧皱眉：“不去！”说罢转身关门，留下一句：“等我歇着。”木门合拢，众人心里发凉——这关，怕是不好过。
进入十月，情况急转直下。10月15日夜里，许世友高烧不退，腹水鼓胀。医疗组记录：神志间断不清，食量骤降，已无法独立下床。护士曹晓薇回忆，他仍要求每天在房内“走操”，无奈几名战士只得抬着椅子绕圈，像护着一团风烛残火。
22日午后，监护仪曲线频频报警。15时许，高复运从隔离室冲出，低声吩咐：“赶紧通知军区。”电话接线员王秘书战战兢兢，信息层级分明，一路直拨昔日熟识的首长们。短短半小时，军区大院的几辆吉普风驰电掣涌向总医院。
16时30分，九位重量级身影鱼贯进病房：原司令员聂凤智、现任司令向守志、政委傅奎清、副司令郭涛、王成斌、唐述棣，副政委史玉孝，参谋长刘伦贤，以及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他们都是在许世友麾下摸爬滚打出来的悍将或政工干才。
病房里针剂味浓重。心电监护仪上，绿色的波动忽高忽低。聂凤智握住老战友的手，低声唤道：“司令，可还听得见？”许世友眼帘微动，唇角似乎要笑，“聂老弟……这回……怕是……”话未尽，声音淹没在急促呼吸里。
16时57分，显示屏上的波形僵成一道直线。田普扑向丈夫，“世友——”哭声一出，那些曾在血火中百折不挠的硬汉也红了眼圈。向守志抹了把脸，几乎是喃喃自语：“老首长，这一次真不肯再听命令了。”
灵榇停放在病房中央，九人依次上前行了军礼。傅奎清脱帽鞠躬，低头许久；王成斌手背青筋绷紧，却没有让泪掉落；史玉孝离开时，悄悄把那尊旧铜佛珠握在掌心，仿佛还能感到首长当年盘玩时留下的余温。
夜深了，天际闪电，将窗外的雨丝打成亮线。医院走廊寂静无声，只有军靴踏地的回响。众人没有多言，各自散开，心头却都装着同一幕：二十多年前的淮北平原，骑在枣红马上的那位山东汉子，扯着嗓子吼出的命令——“跟我冲！”
